高铁降速了！8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适当降低新建高铁运营初期的速度，以利于增加安全冗余，改进技术和管理。这是对高铁发展片面追求速度的系统性纠正，更是对以往“速度优先”发展路径的直面和反思。由此，人们更加关切，经济发展何时能够适当减速？因为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以快速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现在正面临结构性失衡的困扰，再也无法承受“快字当头”的发展模式，高铁只是众多困局的一个缩影和典型。
　　要让发展适当慢下来，关键要让政府适当“慢下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形成了“为增长而竞争”的地方政府竞争格局，各地政府围绕GDP增长展开激烈竞争，进而实现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在增长至上、速度优先思想的主导下，这一竞争格局也造成了众多的结构失衡：一是重投资、轻民生。为了“快”，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投资这一增长变量，而且为了短期政绩需要，往往不顾项目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并且经常将增长效应不显著或者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的公共物品排除在供给之外，从而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民生滞后。二是重资本、轻劳动。为了“快”，地方政府过度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使得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资本的占比不断提高、劳动的占比则不断降低，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许多群众不能从经济发展中充分受益。三是重城市、轻农村。为了“快”，地方政府过度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出效应，更加愿意在城市及其近郊进行投资，却忽略农村尤其偏远地区的投资和公共产品供给，从而导致农业弱质难有起色，城乡发展差距加大。
　　政府求“快”并不全是政府之“错”，根源在于制度之“过”。一是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仍未根本扭转，地方政府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可以“快起来”。二是分税制改革形成的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使得地方政府为了“找钱干事”，不得不“快起来”。三是以GDP增长为主要内容的干部考核标准，又让地方政府“头悬利剑”，必须要“快起来”。
　　因此，要让政府愿意慢下来、可以慢下来、敢于慢下来，必须“三管齐下”：一要拿走政府手中的“权”。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地方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治理型转变，突出强化公共服务职能，适当适度履行经济调节职能。二要增加政府手中的“钱”。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成比例，使地方有充足的财政收入来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同时科学划分地方政府的事权，避免将事责过多推给地方却不给予其相应的财政资源。三要移走政府头上的“剑”。改革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改变“唯GDP论英雄”的考评办法。围绕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增加资源环境等考核内容和比重，让“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同样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围绕创新社会管理，增加社会民生等考核内容和比重，让民生福利和经济发展同样成为地方政府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