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具有正财富收益的债务国，而中国是具有负财富收益的债权国，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债权国地位。
从收益率上看，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已经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回流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商品美元”，然后将这些“商品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这实际上是一种失衡的国际资本循环方式。
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在4.39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资产中，储备资产占了71%，在2.46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负债中，外国直接投资占了62%。当前中国对外负债(FDI)的回报率远高于对外资产(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计算，我国储备资产的收益约为3%至5%，而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的收益率平均在20%左右。按此估算，3.04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年收益约1013亿美元，1.53万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年收益为3060亿美元，凸显我国“负债高成本、资产低收益”的窘境。
此外，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因此，大量贸易顺差带来的是货币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而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债务不但没有对其形成制约，反而成为美国维持金融霸权的工具。美国的经常项目账户与资本项目账户高度对称。美元国际循环依赖于两个“交换”：即贸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金融渠道投放，贸易渠道回流。从历年美国资本流入情况看，美国三分之一的对外不平衡是通过“金融调整渠道”来弥补的。
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数据，美国目前持有外国资产高达10.4万亿美元，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是17.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这其中的10.4万亿美元可归因于和美国的资产置换，余下的7万亿美元可归因于外国通过贸易顺差挣来的美元财富。数据显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的30年间(1973年至2004年)，美国持有的外国资产平均回报率为6.82%，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回报率只有3.50%，两者相差3.32个百分点。以目前10.4万亿美元的资产大置换规模来算，美国每年得到净收益3450亿美元。这个来自金融渠道的财富增加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渠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值。
债务或是债权并非是一国金融话语权的决定因素，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债权大国的路途还十分遥远。因此，中国要扭转这种被动的“负债权国”地位，必须加快金融改革，推进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加强人民币在全球储备体系中的地位，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改变外储的资产负债配置结构，变中国对美国国债投资为中国对美国实体经济投资，提升中国经济金融竞争力，增强国民财富效应，才能真正提升债权大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