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中国4月—7月连续增持总额236亿美元的美债，注定是一笔失败的交易——自8月5日标普调降美国主权信用后，美元相对人民币已贬值近1%。而这与中国所持有总额近1.2万亿美元的美债，可能遭遇美国QE3将要形成的更惨重损失而言，显然是小巫见大巫。
　　美国似乎在重复20年前的故事，试图通过美元对主要债权国货币的急速贬值，以达到自我挽救的目的。1985年，美国压迫当时最大债权国日本签定“广场协议”，并于此后10年，美元对日元贬值300%，大幅稀释自身债务。在将日本经济拖入“经济黄昏”的同时，美国经济实现了再次腾飞。
　　这一幕今天在重演。在中国高速增持美债的最近10年，美元便加速了对人民币的贬值。从2005年7月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算起，6年内美元相对人民币贬值已逾20%。这样的贬值速度或许并不可怕，但是在持续恶化的美债危机面前，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2年美元对人民币将会有更大幅度的贬值，贬值幅度极可能超过30%，以期加大美债的稀释力度，再度完成美国经济的自我救赎。
　　一边是美元贬值，一边是美债加大发行。实际上，自1973年与黄金挂钩的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债在绝大多数年份均呈增长态势。美债的持续增加，与美元实行浮动汇率制后，美国的“超级金融公司”逻辑密切相关——通过持续发行美债，获取持续资金注入，然后再转投海外。如此，只要其海外投资回报率高于美债利息，即可获利。而这之于美国很容易办到，只要增加美元发钞，不仅可以通过美元贬值稀释债务，更可通过他国货币的相对升值，推高其在海外投资的回报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贸易顺差获取美元储备的他国，为了确保一定程度的保值，不得不再去购买美债。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看似完美的循环获利模式，显然不可能持续。一方面在掠夺式的“美元霸权”面前，欧盟1999年发行欧元并于2002年正式流通，直接挑战并相对消弱了美元的全球垄断地位。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在经历发展初期的资本极度稀缺之后，对资本的饥渴程度明显减少，当前部分新兴国家的国际收支账户甚至已呈现出资本净流出状态。
　　企图再次通过美元贬值挽救美债，在全球货币新格局和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当下，显然已难以为继。更何况，当前美债总额已逾13万亿美元，占GDP比已近100%，债务利息已占其年财政收入的14%左右。
　　当然，如此糟糕的财务状况，与300年前的英国相比并不严重。其时，英国为扩张军力大肆举债，债务利息一度占其年财政收入的50%。而且，在严重失衡的债务面前，当时的英国成功化解了债务危机，其全球霸主地位更于此阶段初步确立。
　　但是，当下美国并非当年英国，伯南克更非牛顿。的确，1699年担任英国铸币局局长的牛顿，主导了闻名金融史的英国货币改革——即用黄金结算逐渐取代之前的白银结算，再通过白银相对黄金的大幅贬值，稀释英国之前巨额的白银债务。牛顿开启的英国货币改革，通过其后70年的延续，成功地让白银大幅贬值近5倍，并用黄金完全取代白银成为结算货币，使英国成功化解了当年的债务危机。
　　但牛顿通过货币变相贬值化解债务危机之举，伯南克显然难以复制。姑且不论300年前金属货币的变相贬值，与今日美元作为信用货币贬值的相异性。就当下美国实体经济而言，与300年前的英国相比，亦具有不可比性。首先，其时通过《权利法案》的英国，逐渐萌发的自由经济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现代经济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亦于1776年出版；其次，在实体经济层面，英国于1765年开启了以珍妮纺纱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并于20年后率领英国进入崭新的“蒸汽时代”。
　　而对于当下之美国，上述要素显然均不具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市场经济”体制普适30多年后，美国的制度优势已不明显。而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下，实体经济虚弱的美国，很难用贸易顺差来平衡自身的巨额债务。
　　美元贬值不能挽救美债危机。非但如此，美元的持续贬值，只会加速美元信用的破产，从而加大美债再发行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