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物价高企是今年我国宏观经济第一要务。如何看待当前的物价上涨问题？应采取何种措施予以应对？带着这些问题，《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他表示：中国本轮正在发酵中的通货膨胀不是货币供给过量的结果，紧缩型的货币政策很难抑制通胀而只能压抑增长，所以不宜使用货币政策反通胀，货币政策需要改变方向。
经济参考报：您怎么看待当前的物价上涨形势和成因？
王建：6月份消费物价水平创出新高，证明自去年10月以来的紧缩型货币政策，在9个月中对目前由食品、输入、工资等由成本端推动的通胀没有效果，而宏观经济理论说明，用紧缩型的货币政策对付由货币过多所导致的通胀，在半年后就应该起效。
有人说6月份会是今年通胀的高点，我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的通胀主要还是被食品推动，比如5月份的CPI是5.5%，但食品是11.7%，近年来食品价格上涨幅度一直是整体CPI的一倍以上，而食品的核心是粮食。今年开春先是旱灾，到5月份又转为涝灾，这种罕见的灾害性气候，对今年的粮食生产构成不利影响，如果夏粮减产，秋粮也减产，那么由食品推动的通胀过程在三、四季度都会持续，就是不可能低于5%了，特别是到秋粮上市的11月份，CPI破“7”也有可能，全年则不会低于5%。
中国目前的通胀，是由输入型通胀、食品推动的结构型通胀，以及由工资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复合形成的，这三类通胀的共同特点，都是首先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涨，然后是企业为保住利润水平，以提价方式向市场释放成本上涨压力，所以这三种通胀，又都可以归结为成本推进型通胀。由于成本上升，企业对投资资金与流动资金的需求都会增加，所以也会引起货币量的增长，但是货币量的增长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经济参考报：许多人认为通胀的原因总是离不开货币超发，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建：这几年通胀反复出现，很多人都把发生通胀的原因归结到是中国的货币长期超发，由此形成流动性长期过剩，因此顺理成章地认为应该通过紧缩货币来治理通胀。这样的认识恐怕有很大问题，因为近十年来，特别是自2003年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以来，中国的货币供给量过大是依据不足的。
所谓货币超发，是指货币供给量超过了经济增长的实际需求。从货币(M2)增长率看，1991—2002年的平均增长率是23.1%，同期的经济增长率是10.2%，货币超前经济增长11.7个百分点，而2003—2010年，货币增长率是18.9%，同期经济增长率是10.9%，货币超前经济增长7.2个百分点。所以货币增长率超前于经济增长率的幅度，近8年来是大幅度下降的。根据西方货币学派的理论，货币超发导致通胀一般最长只有9个月的滞后期，如果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货币是严重超发的，那早就会爆发严重的通胀，而不会持续到今天才爆发，更不会在1998—2002年出现年均0.4%的消费物价负增长，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通缩”。
如果说是自2003年以来新经济增长期存在货币严重超发，就更站不住脚，不仅因为近8年来与1991—2002年比较，货币增长率低而经济增长率高，更是因为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中，中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更深，规模也更大。
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货币供给量最终会被三个部分吸纳，第一是经济增长会吸纳货币，第二是通胀，第三就是由市场化体制改革所形成的经济货币化，比如以前产权和土地都不能交易，但是现在有了股市，土地也可以交易了，而这些都需要货币。所以，在货币增长率中扣除了实际经济增长率和代表通胀水平的GDP平减指数后还有货币余量，就可以看成是经济货币化所产生的货币需求。
比较1991—2002年与2003—2010年这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年均货币余量是5.4个百分点，后一个时期是2.4个百分点，说明近8年来超过现价GDP增长率的货币余量显著低于以前，但是必须看到，自2003年以来的8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更深，规模更大。如果近十年的货币增长率低于前十年，而经济增长率与货币深化的程度和规模又高于前十年，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近年来是货币供给过量，而导致了当前的通胀呢？
经济参考报：如果货币不是导致当前通胀的因素，那么您认为目前的政策能够解决当前存在的物价上涨问题吗？
王建：既然货币不是导致当前通胀的因素，紧缩型的货币政策就不会产生抑制通胀的效果，而只能产生压抑增长的效果。从压抑通胀的宏观调控实践看，自去年10月以来央行已经多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率的提升可以看成是为了对冲外汇流入所导致的人民币投放，但加息和贷款控制则是直接指向了通胀。紧缩货币对通胀的影响从国际经验看，应该在6个月后能够看到效果，然而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前10天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看，除了部分蔬菜价格在下降，粮食、植物油和肉类的价格还是在上涨，而国际油价正是在4月份上到了110美元的新高点。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继续货币紧缩是不可能解决通胀问题的。
从今年一季度货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货币M2的增长率是16.6%，而现价经济增长率是17.6%，因此货币供给不仅没有给货币深化留出空间，而且对经济增长也形成了1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有人会说没有这低于增长一个百分点的货币供给，通胀就下不来，但是请不要忘记，2008年上半年当出现货币增长低于现价经济增长7个百分点后，到下半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急剧下滑，这中间当然有外部金融风暴的影响，但宏观调控失度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目前由于贷款投放控制过严，企业普遍感到资金紧缺，民间借贷的利率也急剧飙升，这些情形都在2008年上半年出现过，所以如果坚持认为继续加大货币紧缩力度，就可以抑制住输入型与结构型通胀，就会重复2008年上半年的错误。
如果不能使用货币政策反通胀，宏观政策的重点就应该向财政政策转移，就是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对中低收入人群进行财政补贴，以使他们在通胀过程中的实际消费水平不下降。
经济参考报：您的判断引发了学术争议，您如何回应？
王建：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早地提出了近年来的通胀类型发生的变化，所以应当用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来治理的观点，所以当有人撰文批评把通胀分出“结构型”、“输入型”，从而不利于宏观调控的时候，我就有点不自觉地要“对号入座”，忍不住要出声辩驳，这绝不是出于狭隘的自尊心理，而是觉得不说清楚这个问题，的确不利于中国实施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
反对的观点认为，通胀的类型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货币超发，因此治理通胀的唯一办法就是收紧银根，正像牙痛一样，“牙痛就是牙痛，哪有什么结构型牙痛”。
我想就以下几个观点谈谈我的想法。
第一，“成本都是买进来的，所以导致成本上升的唯一因素就是货币超发，因此就没有什么因成本上升而导致的通胀过程。”
我认为，货币多了当然会引起成本上升，这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是否成本上升都是由货币因素构成的？其实在初级产品生产中，由于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发生变化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形成“边际效益递减”现象，早就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也早就形成了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举一个例子来说，在煤炭生产中，由于开采深度增加，按照目前的技术规范，深度每增加100米，就必须增加一级提升和通风等设备，到达一定的深度后，还必须从木支护改变为金属液压支护才能保证安全生产，支护材料的使用密度也必须成倍增加，所以采煤成本是随采煤深度的增加而不断上升的，这是采矿业的常识。由此可知，一个煤炭企业所拥有的矿山，一开始的确是企业买来的，但是在买来后的开采过程中，开采成本却是不断上升的，而这种成本上升的原因只与自然条件有关，与货币无关。这种现象在农业生产中更为明显。
所以，决定生产成本的绝不是仅有宏观货币供应量这一个因素。而我之所以提出加息不能阻止人口增长，也不能增加土地供给，就是要说明货币变量不可能改变自然因素，因此对由自然因素变化所导致的通胀过程是无效的。
第二，“不存在什么输入型通胀，因为如果通胀发生在中国外部，则不仅会提升进口价格，同时也会提升出口价格，假设进口价格提升了50%，那么把人民币汇率也提升50%，进口价格就不会变动，而汇率提升会抑制出口，但是由于外部的通胀因素也把出口价格水平提升了50%，所以即使出口量减少了50%，出口金额仍然不变。”
我认为，账这么算当然很清楚，但问题是假定了一个进出口价格都能够获得同幅度提升的前提。然而实际情况是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在近年来的通胀发展过程中，都是上游产品大幅度涨价，而下游的加工业产品涨价幅度要小得多。从中国PPI指数看，2005～2010年上涨幅度为18.8%，其中采掘工业上涨幅度为88.9%，原材料上涨幅度为36.2%，加工工业仅上涨了8.7%，可见在过去6年里，上游产品涨价幅度是下游产品的整十倍。
中国是一个加工型的贸易结构，大量资源需要进口，出口则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体。2010年中国在出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比重高达95%，初级产品仅占5%，而在进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占69%，初级产品则占到31%。由于国际市场也是上游产品大幅度涨价，下游产品涨价幅度有限，所以对中国来说，就是进口商品的平均涨价幅度要显著高于出口商品的涨价幅度，比如今年1-5月，中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上升了16.7%，而出口价格指数只上升了9.4%。
可见，输入型通胀对中国这样出口类型的国家来说，是确实存在的，我们不能用假设的前提来代替实证分析，更不能作为制定宏观政策的理论依据。
第三“同样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可日本也是加工型贸易格局，CPI却是下降趋势，国际通胀就是输入不进去，可见中国的通胀也不是输入的，而是由于国内货币超发造成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还是要具体分析一下日本的情况。近十年来，日本进入了长期的通缩过程，消费物价水平的确一直在下降，但这并不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日本就没有影响，因为从日本的PPI看，在2005年以后也同样发生了大幅度上涨，在到2008年的四年中总共上涨了13.4%，其中原材料价格指数更是大幅度上涨了66.3%。可见，日本的消费物价上不去，原因并不是国际大宗商品到了日本就碰到了铜墙铁壁，只能卖个低价，而是在从上游向下游产品传导时碰到了阻滞，这个阻滞，就是日本在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后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而这个停滞强烈压制了国内需求，使上游产品的涨价压力无法向下游产品市场释放，所以就改变了形态，变成了企业利润与居民收入的下降。例如，尽管自2005年开始，日本经济显露出了一些复苏的势头，但是2008年与2005年相比，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还是下降了2%。
所以，日本是一个特例，不能用日本来说明加工型贸易国家都不存在输入型通胀，看看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和印度、越南等这些同属于加工贸易的经济体，目前通胀已经发展到何种严重程度，就知道输入型通胀不仅对中国，并且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事实。
如果用日本的情况来说明货币与通胀的关系，我想更应该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强劲的内生增长动力，即使货币超发得再多，也不一定会引出通胀的结果，反而可能是通缩。现在大家都在指责美国不断搞QE(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但是QE不是美国人的发明，而是日本人的专利，日本人在本世纪初开始搞QE，而且实行了长达十年的零利率政策，2001～2008年日本狭义货币M1的增幅高达63.7%，但同期按现价计算的经济增长幅度连1%都不到。货币增长率超前于经济增长率70倍，可是它不仅没有发生通胀，反而经历了长达十年的通缩。有了日本这个案例，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货币超发不仅可能与通胀同行，也有可能与通缩同在。这个客观存在应该对那些坚持只有货币超发会导致通胀的人有所启发，因为这些人是从通胀这个现象来推断是存在着货币超发问题的，然而如果货币超发都可能与通缩并存，通胀就不可能有货币以外的原因吗？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本轮物价上涨最终会演变成恶性通胀吗？
王建：在CPI“破5”之后，宏观调控当局之所以下决心即使牺牲部分增长也要压住通胀，很大程度上是担心未来的通胀会失去控制，会演变成年率超过10%的恶性通胀，其实这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由输入、食品与工资所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与由于货币超发所形成的“需求拉动型通胀”是不同的通胀类型，所以不可能演变成恶性通胀。
由于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泡沫不会被持续无边际地拉升，而是有实际需求的抑制，以及金融危机的打压，输入型通胀就不会是单边上升的态势，而是会表现为大起大落，底部逐步抬高的过程。
从由食品价格上涨推动的通胀过程看，其源头在于中国的人地矛盾，即由土地所提供的农产品供给增长率，赶不上由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所共同构成的食品需求增长率。在人与地这对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地而不是人，但是耕地虽然有限，却可以通过提高耕地的产出率来增加食品供给。比如2010年与1998年相比，中国的耕地面积减少了6.5%，粮食总产量却提高了6.6%，棉花产量提高了32.7%，油料产量提高了40%。所以，土地产出率的提高是耕地减少的对冲因素，因此也是缓和人地矛盾的关键因素。
人口的增长与土地的减少都是缓慢发生的，所以是经济中的慢变量。从1998—2010这12年看，中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0.6%，耕地年均下降速度是0.5%，再加上由于农业科技发展与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不断推动着土地产出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缓和着人地矛盾。而各地区的耕地占用，特别是沿海地区的耕地占用纷纷碰到了“红线”，中国的人地矛盾就进入到了一个质变点，从而使食品推动的通胀具有长期性。
从实际情况看，2003—2010年的年均通胀率(CPI)为2.7%，而同期的食品价格年均上涨率为6.5%，按34%的食品价格权重计算，对这一时期消费物价的影响大约是年均2.2个百分点。考虑到未来的人地矛盾会趋于尖锐，食品价格的年均上涨率可能长期在年均10%的水平，因此对通胀的长期影响力，就是每年会将通胀推升3个多百分点。
再来看工资上升对通胀的影响。由于劳动力的短缺是进入到了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的增长由于人口结构的阶段性变化，开始赶不上经济规模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这种基于人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矛盾，仍然不是一个“快变量”。同时，在成本上升推动下，企业也不会只走提价这条路，越往长期看，企业消化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方法就越会向产品、技术与管理升级方面，寻求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的道路。所以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劳动力短缺与成本上升，往往是一个国家企业与产业升级的动力。
综上所述，由输入、食品与工资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其诱发因素或者是“慢变量”，或者是有较强制约，所以我认为，这三方面的力量所复合形成的通胀，不会导致年均10%甚至更高的通胀率。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是在6%上下浮动。在国内外经济都“过热”，且大宗商品价格泡沫严重膨胀的时候，可能会接近10%，但是如果发生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也不排除发生通缩的可能。
王建，男，汉族，1954年11月28日出生于北京，现任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2年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同年到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1986年任副研究员，1992年任研究员，1993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称号。1993年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任国家计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曾获“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并被评选为“1988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曾多次参与起草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件。
对通胀要重新认识
中国的通胀率，上世纪80年代是平均7%，90年代是平均7.2%，只是新世纪以来才降到年均2.1%。但是进入到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中国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像人地矛盾和劳动力供给，都开始发生阶段性变化，世界资本主义也是在新世纪初显著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些大的历史阶段性的变化集中出现在最近十年里，由此也深刻改变了通胀的性质，所以长期忍受5—10%之间的通胀率，可能已经是继续保持中国经济长期较快发展的必然前提，不看到这些大的变化，仍然沿用以往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就难免犯“刻舟求剑”的错误，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正常发展。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经济变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因此沿用传统理论来诠释当今的问题，就难免要出错。人的正确认识来源于实践，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当新事物出现后，人们需要一个过程去认识，所以认识永远是滞后于实践的，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新事物，不断地用新认识、新理论来更新旧认识、旧理论，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宏观调控理论和政策，对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才是有益的。
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是经济增长的最理想状态，因此不是经济增长的常态。改革开放这30年中，上世纪80年代通胀率年均是7.4%，90年代年均是7.2%，只是在2003-2006年这四年里，我们才经历了经济增长率超过10%，而通胀率在3%左右这么一段短暂的好日子。从国外看，发达国家有3%的增长率就算是高增长了，而欧洲央行把2%的通胀率作为其干预物价水平的上限，也就是说，欧元区是把3%的增长率与2%的通胀率并存作为正常状态的。如果把这个增长率与通胀率的比例关系搬到中国来看，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发达经济体，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9%-10%的时候，有6%-7%的通胀率相伴随也该是正常的情形，更不用说在经历次债危机后，由于发达国家央行为了救市都放出了天量货币，从而提升了全球的通胀水平。在这个背景下，前一段时间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放出话来，要提高对通胀容忍度的上限水平，可能会提升到3%-4%。因此对中国的宏观调控来说，把通胀率破“5”作为必须进行紧缩宏观调控的界限，就应该重新考虑了。
受企业和居民需求的制约泡沫过大总会破灭
从输入型通胀看，源头在国外，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用衍生金融工具创造出天量货币，并用这些货币拉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结果，也是金融资本分割产业资本利润的一种新方式。但是如果金融资本用不断拉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方式，对产业资本的利润分割得过多，甚至侵蚀到生产成本，就会导致产业资本由于生产成本过高而被迫收缩生产规模，从而导致对国际大宗产品的实际需求减少。此外，资源产品价格上升向下游产品的传导，最终也会引起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收缩，而生产企业与居民的实际需求收缩，都会反过来压抑大宗商品金融泡沫的膨胀，甚至刺破这些泡沫。到了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正常的生产过程被破坏，金融机构也纷纷倒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会从暴涨转为暴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从接近150美元/桶下跌到最低40美元/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