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产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无风险的，而大多数人对此也深信不疑，因为人们都以为美国国债的深度和流动性是其他资产无法企及的。然而，随着美国财政出现庞大赤字，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等等问题纷纷“上演”，世人看到了所谓的“最安全资产”也开始出现危机了。50年来，美国债务已78次提限，平均每8个月一次，靠借更多的债和央行印更多钞票来维持经济，这种借债—支付失业金—消费—再借债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庞氏骗局几乎没有本质区别。
美国现在的国债已是个天文数字。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报告，2011财年美国国债净额为154760亿美元，是GDP的103%，仅要支付的国债利息就高达2510亿美元。根据估算，到2020年美国国债净利息将达8400亿美元。别说让美国清偿债务，就是支付国债利息也会把美国纳税人压得透不过气来，2011年平均每个美国人要支付800多美元的国债利息。
如果按照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划定的60%的安全线来看，美国国债早就已经处于危险境地，只不过长期以来依靠其头号经济大国和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美国国债一直得以维持并透支其AAA级信用。
对美国政府而言，国债仅仅是个小数目。按照美国政府问责局前总审计长、美国彼特·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兼CEO大卫·沃尔克的估计，如果把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统统加在一起，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加上2007年后美国国债６万亿美元的增加量，总计59万亿美元以上。
这还不是全部。如果再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实际是“美国政府担保”的债务，以及美国各州政府、市政府所发行的债券20万亿美元（2007年末美国国债协会SIFMA统计）算上，美国债务总额高达79万亿美元。而目前全球GDP不过65万亿美元而已，这就是说，仅仅美国一个国家，已经使全球负债率超过了120%。
美国平均每个家庭的存款不足7000美元。内债外债加在一起，让美国还清债务几乎没有可能性。今后的美国只有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加上巨额债务利息，美国债务雪球会越滚越大。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被评为AAA的国债是安全的，如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就认为：“美国国债常被认为不存在违约风险，因为联邦政府总是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来清偿债务。”
其实，在西方国家，政府增税比发动一场战争还难。增税要经过国会批准，而议员都是选民选出来的，要代表选民说话，几乎没有选民愿意多交税。所以，为了偿付国债，“开源”的渠道很窄，只有通过“节流”来实现，即缩减政府开支，让预算盈余偿付国债。
但政府缩减预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美国政府开支中福利支出占58%，减少预算就意味着缩减贫民医疗、失业救助、退伍军人福利等项目，这很难获得选民的支持。所以，政府只有开动印钞机，印钞还债。
为化解债务危机，美国必然会选择“隐形违约”：一是通过通胀违约；二是通过美元贬值（印钞）违约。从当前看，全球性通胀正在出现，美元贬值预期强烈。
凭借着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金融霸权，几十年来，美国一直玩着“纸变钱”的游戏。据测算，过去60多年，通货膨胀对削减美国债务的贡献度超过50%。1960年以来，美国已78次上调债务上限。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债务依赖型”经济体制进一步形成，三方面的“孪生特征”日益突出：政府赤字财政与国民超前消费是保持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增发国债与滥发钞票是确保经济运转的两大手段，“美元本位”与“债务本位”是维系经济霸权的两大元素。
美国债务的不断膨胀，结果必然是美元的长期性贬值。可控的美元贬值，有一箭双雕之效。一方面，美元贬值可稀释债务，从而实际削减债务规模。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持有大量海外资产，美元贬值意味着这些资产的增值。同时，随着美元的不断注水，其他经济体所持美债大幅缩水，债权国利益受到贬损。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也是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
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估算，美国信评遭遇调降，中国持有的美债将损失20%~30%，若以损失20%计算，中国将损失大约2300亿美元。
美国不断挑战全球信用底线，在“隐性违约”的不归路上就越走越远。
美债危机与其说是信用危机，不如说是现有制度和秩序的危机，既然现有秩序与制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寻求建立新的国际国内秩序与制度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为了世界经济的重新振兴，新的增长方式的核心应转向实体经济，重新夯实经济基础增强经济实力。在国家债务已频频触顶的情况下，需要鼓励和利用民间直接投资资本和国际直接投资资本，特别是来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直接投资来投资实体经济。
在新的全球经济格局中，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创造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发达国家通过实体经济修复虚拟经济的危机来重整旗鼓，发展中国家变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出口顺差增长方式为直接投资资本输出方式，实现全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能创造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新模式。
对中国经济而言，外围环境将继续恶化，并且随着全球经济陷入“类滞胀”的格局，贸易保护、资本管制都将再次兴起。面对这种格局，一定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过这次的美债危机，中国应该认识到没有什么投资是绝对安全的，除了美国国债、欧洲债券，中国可以考虑在周边以及与中国利益密切相连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同时，中国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要改变，要将重点尽早转移到内需上，并有效拉动内需。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