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最高法院对外正式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该解释共有13个条文，出台目的是要“全面规范人民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中遇到的有关问题”。
　　据《人民法院报》报道，这部司法解释的出台背景，是由于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是一种新型案件，直接的法律依据不多，也非常原则，导致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受理、审理、判决等各个环节经常面临无规则可依、标准难统一等问题，迫切需要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予以指导和规范。为此，经过近三年的深入调研、反复修改和广泛征求意见，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这部司法解释。
　　但从“规定”出台的时间表上看，显得十分不寻常。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正式实施；2009年11月2日，最高法院公布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2010年12月13日，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现在的这份“规定”。很少有一份司法解释，在通过之后还要“雪藏”八个多月之久。可能的原因在于，“规定”虽已通过，但公开和实施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政府预算公开改革，还跟不上民众的要求等。
　　事实上，这也是“规定”实施之后，地方法院仍将要面对的棘手难题。
　　近三年来，以申请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遭拒而将政府告上法庭的公民，并不罕见。但最终得以开庭并胜诉的个案，却是凤毛麟角。于是乎，坊间对成功率极低的政府信息公开之讼取了个别号，叫“玻璃门”，喻义“看得见，走不通”。“规定”能否打破这道“玻璃门”，仍然有待观察。
　　从法律上分析，摆在政府信息公开之讼面前最大的阻碍，就是对“不公开范围”的判定。应当承认，“规定”在这方面还是有些进步的。比如，原“征求意见稿”将“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列入应认为属“不公开范围”之内。此“三安全一稳定”表述模糊，曾引发舆论的强烈质疑。此次“规定”中已无“三安全一稳定”的表述。
　　但总体看来，“规定”在“不公开范围”的界定上并未超越“条例”。“国家秘密”与“信息公开”的矛盾仍然凸显。舆论期待司法机关能够取代行政机关，对涉讼的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进行司法审查。
　　值得注意的是，和“条例”一样，“规定”也仍然需要解决责任机制缺失的问题。当政府部门不按“条例”公开应公开的公共信息，却无须担责，又怎能促使政府部门主动公开公共信息；当法院不按“规定”受理应受理的信息公开之讼，也没什么法律后果，又怎能确保法院不看被告（行政部门）的眼色行事。
　　以此看来，“规定”将如何促进政府信息公开，还有待个案的检验。“规定”本身，也有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