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央行已与韩国、阿根廷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到65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11年6月，这个数字已上升至8412亿元人民币，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和地区也增至12个。
针对这一现象，北京大学中国精算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郭生祥博士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金融大家谈”栏目专访时表示，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货币互换承担着重要角色。“这可能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化、国际化，所能采取的科学的渐进的最优办法，可以说是与市场化、国际化的一次无缝对接。”
现任澳大利亚精算师协会名誉主席的郭生祥博士，非常认可中国央行当前走的货币互换之路。但他同时强调，人民币国际化不能仅满足于货币互换这个层面。“如果人民币与多种货币建立了双向互换协议，事实上就等于建立了一个以人民币为中心的‘一对多’的交换、融资、清算系统。如果围绕此系统建立一个货币交换中心，再在上面建立一个融资资金池，如果这样，未来的前景显然可能就是世界金融中心的第三极。”
郭生祥认为，如果划分世界金融体系的话，美元当仁不让为第一极，欧元正在形成第二极，人民币很有可能接替每况愈下的英镑成为第三极。
据介绍，国家间货币互换起源于美联储，是一种基础性的套期保值的手段与方法。郭生祥认为人民币的互换与美联储大规模的货币互换性质不同，一般来说，美联储本身不存在外汇储备“流动性困扰”，而只存在“印刷量大小的困扰”。而人民币的互换其实是发挥了货币互换协议对贸易推动的功能，相当于给进口方提供了“贸易融资”，而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则降低了过去美元计价结算体制下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
郭生祥向《经济参考报》“金融大家谈”栏目表示，“充分利用货币互换，可以促使其他经济体中央银行扩大与中国央行间人民币的交易，使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他经济体的官方储备货币，并逐步推动人民币在官方交易中可兑换。另一方面，逐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资本账户管制，改进人民币回流机制，使人民币在更高层次上承担投资货币的职能。促使其他经济体自发地将人民币作为汇率安排上的某种‘锚’货币，进而成为其他经济体外汇市场的干预货币。”
当然，货币互换也存在一定风险。郭生祥向《经济参考报》“金融大家谈”栏目强调说，如果中国与对方国家所持本币均未实现国际化，那么其支付结算功能局限在国内市场；两国互相持有对方货币，都存在因为没有强大的债券市场和其他成熟的金融投资渠道，而使得其货币的储备功能与投资功能无法有效地发挥，从而导致持有的货币头寸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最终积累的长头寸只能向对方国家调钞才能平衡，既有汇率风险，还要承担调钞费用。
构建人民币互换基金池，则可以有效地防范风险。郭生祥建议，在人民币“一对多”的互换、清算系统中，筹建互换资金池，可以极大地扩大这个系统，从而推进清算功能的发展。
具体而言，一是在即时清算的时候，也可以仿照国际清算银行，按照年度实行双边差额互换以及余额结算，既包括一个经常账目系统，也包括逐步建立一个资本账目系统，在直接的双边结算融资中，鼓励围绕以人民币为中心，实行间接的双边互换；二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双方需要一定的外汇，中国富余的外汇完全可以提供一定的信贷。
郭生祥认为，在这“一对多”的交易中，既可以在这“多”中彼此寻找对冲，然后是余额采用外汇结算，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配套允许把海外人民币投资中国证券、债券的渠道，那么这个事实上的以人民币为中心的结算中心，就既类似瑞士国际清算银行，也类似IMF、世界银行，从逻辑上这确实意味着第三极金融中心的形成。
郭生祥还建议，为了扩大这个规模，甚至可以把一些国家主权债务也放到这里交易，连同企业债、机构债，这样就初步建立了一个多元的债务结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