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昨天（8月9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CPI达到6.5%，创37个月新高（详见B44版）。步步攀升的通胀压力，又正好交织着愈演愈烈的美债危机。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政策选择，是应对高通胀与美债危机双重压力的前提条件。
　　在美债危机爆发之前，按照惯常的思路，面对新高不断的物价指数，中国央行必然会断然采取加息或提高银行准备金率的做法，以遏制通胀势头的进一步抬头。事实上，自去年1月份以来，央行已经连续五次加息、十二次提高银行准备金率。通过多种组合政策的叠加，实际回笼的资金总量已经超过了4万亿。但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打压下，物价指数却出现了一边调控一边继续上涨的怪象。
　　就在中国的通胀形势日益严峻之时，美债危机又开始爆发。在标准普尔罕见地将美国长期主权债务的评级下调后，全球的金融市场陷入了一片暴跌之中，而且由美债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正在不断发酵。除了罕见的全球性股市大跌外，美债危机最终会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由于美债评级被下调，短期内美国的实际借贷成本可能会增加，这对美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同时，全球股票市场的大幅下跌还会通过负面财富效应和信心传导渠道冲击实体经济。在欧美市场上，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欧美经济陷入再次衰退的概率已经在过去10天内上升到了30%～50%。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不利的消息。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在持续一年多的紧缩中本来就矛盾百出，这次再加上美债危机的冲击，可谓是“祸不单行”。在一系列紧缩政策的打压下，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凸现出来。由于融资难，再加上人民币升值与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出口型中小企业被迫停产或倒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制度上的优势和垄断，紧缩政策还导致了大量的资金和资源不断向政府和垄断企业集中，不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不但没有得到扭转反而进一步加强。而地方债务负担的加重则又使加息等紧缩性货币政策工具“投鼠忌器”，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为了应对美债危机的冲击，新一轮的全球性量化宽松政策随时可能再次推出。比如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均先后发表声明，在必要时将联合行动，保障市场流动性，确保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美联储对推出QE3本来就准备充分，这次美债危机恰好为其出台提供了极好的借口。不仅如此，评级巨头还将矛头指向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诸多发展中国家，威胁说随时可能降低对他们主权债务的评级。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仍刻板地奉行单纯的紧缩性政策，极有可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相违背，进而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不应有的伤害。
　　因此，对中国而言，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择机而变。在当前高通胀和美债危机的复杂局面中，现行的紧缩性政策应暂缓实行。可以考虑更多地使用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鼓励国内生产，加大短缺商品的供应，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此外，在世界经济前景仍不明朗、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时期，应将更大的力气用在国内的改革和发展上。因为只有加快改革体制和调整结构的步伐，只有练好“内功”，才能增强抵抗各种冲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