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通胀分析中，较为流行的是货币原教旨主义，提起物价上涨不管是长期原因还是短期因素起主要作用，那些可爱的分析家都一概以货币过多来解释，并进一步地将之归结为货币政策失误甚至总结为所谓的“央行货币超发”。而我关注的重点是在物价涨幅回落趋势确定后中国下一步的货币政策走向。
　　2011年上半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名为稳健，实际是紧缩型的，全国中小企业在资金面遇到的困难甚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在21.5%的存款准备金率和严格贷款规模监管环境下，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中小企业的生生死死本来是经济正常代谢的一种机制，但若出现那些产品有市场，企业尚处于上升周期因资金链条断裂就大面积猝死现象，这就说明我们的货币政策在调节方向和执行力度上可能出现了问题。从一般常识说，货币政策主要着眼短期调节，一定时间内只注重解决当下的主要矛盾。因此，在通胀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威胁时，它可以取“专治驼背，生死莫论”的姿态，但一旦高通胀风险已过，它自然就可以改变调节力度甚至是调节方向，将之作为服务于实体经济顺畅运行的工具。
　　现在，到了货币政策转换调节力度和方向的时候了。具体建议是从8月份开始存款准备金率不再提升，如果今后几个月依然存在外汇储备增加过快的情况，可用定向发行央行票据的方法对冲，定向发央票的对象仅限定在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对全国中小银行可在CPI涨幅回落到4%左右时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中小银行的可贷资金量。
　　前不久，中国银监会已出台了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放贷的办法，这些办法如果再辅之以适度松动的货币政策即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与松动贷款控制的行政措施相配合，2011年以来由过度紧缩货币政策造成的“钱荒”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除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负债问题。
　　中央对地方政府公司作出的治理方针是正确的，但清理的主要任务是分类，对那些好的，较好的平台公司还需要网开一面，允许商业银行对其提供贷款支持，渡过发展难关。审计署前不久发布了地方平台公司的负债总额，但令人遗憾的是它没有对这些平台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公布。我确信，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下，地方政府的资产增值速度也必定十分惊人，也就是说对经济发展好的、较好的地区的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偿还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应当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所以，我建议货币政策松动也应当将放松对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管制作为一个必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