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6.4%。从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看，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前期货币信贷高增长，流动性的回收尚需时间。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人民币贸易结算规模迅速增加，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大背景下，巨额人民币贸易结算逆差造成外汇储备被动增加，导致基础货币被动超发。
　　但总体上看，当前我国的物价上涨主要还是成本推动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有自然方面的原因，如今年长江中下游的严重干旱以及随后的洪涝灾害；也有非自然的因素，如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导致耕地面积逐渐缩小，燃料价格上升推高国际农产品价格。化肥、农药、种子、机械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推动农业生产成本上升。
　　土地价格上升导致居住类价格上涨。结构性工资上涨导致劳动力成本增加。受油价、人力成本以及不合理税费影响，物流成本日益上升。日本大地震，中东、北非政局动荡以及主要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输入型通胀严重。
　　从未来几个月的走势看，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比较大。美国上调法定债务上限，可能继续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购买国债，从而将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国内推动物价上涨的结构性因素仍然存在。应根据当前物价上涨的形势，探讨新的思路和机制，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制定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来防控物价过快上涨。
　　第一，应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合理配合。目前在防控物价过快上涨的调控政策上，我国主要使用的还是收紧货币政策。经过去年以来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5次加息，国内流动性过剩的情况正在得到缓解。但就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来看，收紧货币政策对遏制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效果有限，反而可能使得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陷入资金短缺、借贷成本增加的困境，甚至出现产品供应链和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
　　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势依然比较紧张，不能完全排除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演变成为欧洲版“雷曼兄弟”而冲击全球经济的可能性，实施进一步的紧缩政策要更加谨慎。可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差异化信贷政策，同时加大与财政政策配合的力度。增加对农产品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和现代流通的财政支持，加大结构性减税的力度和范围，扩大增值税的范围并逐步替代营业税。对蔬菜等鲜活农产品的收购，批发、零售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企业免征增值税或营业税。
　　第二，增加短缺商品的供给化解通胀压力。从我国物价上涨的结构看，食品价格和居住类价格是推高通胀的主要因素，猪肉价格成为当前领涨通胀的重要因素。可通过增加这些商品的供给来化解通胀压力。对平抑农产品价格，应该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来增加供给。
　　当前，我国加快农业现代化面临着难得机遇：一是社会资金充裕，大量资金正在寻找投资机会。二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出路。三是对优质农产品需求旺盛，农业现代化有市场支撑。应该抓住时机，创新机制，把大量社会资金引入到农业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建立新型的农业投资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农民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完善农业信息的采集发布制度，推广订单农业，建立完善“农超对接”、“田店对接”的直接供应制度，大力推进规模化农户、农业生产基地、农村合作组织与批发商、餐厅、加工企业的对接。
　　要突出强调“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建设现代化养猪场，建立生猪国家储备体系（包括冻猪肉、活体猪储备），用市场化的手段来平抑市场价格。对抑制城镇住房价格，在确保保障性住房供给的同时，应抓紧研究房地产价格规制的办法，目前房地产产业链并非完全的市场机制，在土地环节存在垄断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放弃商品房销售价格只靠市场定价的方式，从价格形成机制上寻求解决办法。
　　第三，整顿物流流通领域的不合理税费。经过大规模建设，我国拥有世界上几乎最好的基础设施“硬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物流流通管理体制等“软件”却严重地制约了基础设施作用的发挥。最主要的问题是物流领域的不合理税费导致物流成本过高，推高了很多商品的价格。
　　据相关统计，2010年我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应该对物流流通领域进行整顿，坚决取消不合理税费。减轻或取消物流企业承担的营业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教育附加费等。降低或取消不合理的“路桥费”。
　　第四，应加大从国际市场获取有效供给的力度。一是要充分利用人民币升值的契机，增加进口。这不仅有利于改善国民福利，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来缓解国内资源短缺带来的价格上升压力，还有利于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要在战略上高度重视进口，完善进口管理体制。建立稳定多元的进口渠道。保持农产品进口规模，建立农产品战略储备。调整关税体系，完善进口促进政策。大幅度降低大豆、玉米、原油、成品油、煤炭、钾肥等国内紧缺商品和资源的进口关税，有的还可考虑给予进口补贴或增值税先征后返。
　　二是要扩大海外投资规模，建立稳定的农产品和资源的海外供应渠道。这是解决部分大宗商品供应的可选路径，到海外获得较多的能源资源勘探权、开发权，缓解经济发展的长期资源约束，也有利于我国分散外汇储备风险，获得合理外汇收益。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将拉动目标国的经济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的福祉，有利于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扩大外交的回旋余地。为支持企业走出去，逐步有序把外汇储备变为物质资源储备，中央银行可将部分储备外汇转存于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将外汇贷给企业，满足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对外汇的需求。
　　第五，建立对特殊群体的动态补贴机制。尤其是应该对农民工、大学生、低保户、失业人员等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尽快建立起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建立并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第六，工业的转型升级要坚持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工业转型升级中，不能挤掉日用品工业，要坚持走差异化的现代工业体系道路。近年来，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重化工、引进大项目、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地方政府新的政绩目标，导致制造业产业结构出现了“过重”、“过高”、“过新”和“过剩”等新情况，一些劳动密集型和具有竞争优势的传统制造业，在急剧萎缩或消失，出现了价格上升的现象。一旦中国的服装、鞋帽、箱包、玩具、家具等商品需要靠进口支撑，我国制造业的优势将消失，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将大大降低，未来通胀风险将更大。
　　第七，中长期来看可考虑适度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目前来看，发达国家制定的通胀目标在3%左右，主要是与其实体经济2%至3%的增长率相适应。我国的经济年增长率在8%以上，可考虑适度提高通胀的容忍度，通胀预期调控目标可以在4%-6%左右。
　　近期有不少国际著名学者也提出提高通胀容忍度的建议。但我们认为，提高通胀的容忍度应该是有条件的，主要是要加强CPI数据的准确性，保持价格稳定，同步考虑建立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挂钩的机制，保证国民储蓄获得正利率。目前我国的银行存款利率实际是负的，长期下去有可能导致居民大量取出存款，从而引发金融系统的风险，对此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第八，继续深入推进相关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业已完成。经验来看，行政干预和管制往往会导致供给不足甚至短缺，是物价上涨的重要体制原因。
　　当前我国政府仍然需要控制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和市场准入标准，以保证宏观经济调控方向和应急、公平分配的需要。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某些行政干预过多，甚至扭曲市场在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决定收入分配等方面功能的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行政干预甚至有增强的趋势。在当前通胀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既要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也要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