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以至“十二五”前期面临的通货膨胀，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输入性通货膨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投资需求旺盛和货币流动性过剩三个方面因素的叠加，是目前以至“十二五”前期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
　　输入性通货膨胀因素。近期，国际石油、粮食和工业金属、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扬。我国石油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的50%以上。据测算，我国每1000美元GDP产出约消费石油0.65桶，高于发达国家0.4桶的水平。因此，石油价格上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比对发达国家更大。国际石油、铁矿石、铜等价格上涨将推高国内能源、原材料成本。例如，国际石油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最先传导给能源化工类产品，国内汽油、柴油以及各种乙烯类化工品价格跟涨，导致化肥、农药价格以及农产品运输成本上升，从而推高农产品价格。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构成中占有很大比重，石油价格和食品价格互相推动，将对通货膨胀率上升产生较大的影响。
　　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因素。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多年来，我国工资水平上升缓慢，劳动力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下降。近年来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反映出过去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十二五”时期，我国将迎来劳动力成本较快上升期。除工资外，劳动力成本还包括企业缴纳的员工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过去这个部分支付不够、欠账较多，今后将会逐渐增加。二是资源环境成本上升。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没有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也没有包括对环境损害成本的补偿。“十二五”时期将加快推进这方面的改革，这对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是完全必要的，但无疑也会增加企业的相关成本。三是融资成本上升。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存在利率较低的状况。较低的利率甚至负利率是导致信贷需求旺盛、投资增长过快乃至资产价格泡沫滋长的重要原因，从而助长通货膨胀。“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长期以来的融资低成本在“十二五”时期将发生变化。上述几方面成本的上升都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发展要求的，但相对集中到“十二五”时期，却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水平上涨。
　　投资需求旺盛和货币流动性过剩因素。“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二五”时期全国GDP预期目标是年均增长7%。但从目前情况看，大多数省、区、市提出的“十二五”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都在10%以上。各地主要依靠投资项目支撑经济高速增长。除了持续的国债投资以及央企掌控的数额可观的利润可用于投资，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各种渠道的社会融资。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我国社会融资规模2002年为2万亿元，2010年增加到14.27万亿元，年均增长27.8%，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9.4个百分点。2010年社会融资规模与GDP之比为35.9%，比2002年提高19.2个百分点。可见，各地旺盛的投资需求以及过剩的流动性仍然是“十二五”前期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十二五”前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利因素是农业连续多年丰收，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业品供给还算比较充足。只要农业不出大的问题，就不会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率。不利因素是通货膨胀的成因复杂：一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取决于全球经济、金融、能源和粮食供求以及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二是各种生产要素成本多年积累的欠账“十二五”时期进入了偿还期，因而刚性较强。同时，食品、能源等需求弹性较小，其价格又会计入所有产品的成本，因而尤其要防止工资与物价、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上游产品价格与下游产品价格因互相推动而轮番上涨的情况。三是投资需求旺盛和货币流动性过剩相结合，不仅会推动“十二五”前期的通货膨胀，而且会加剧产能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给“十二五”后期经济平稳运行埋下隐患。因此，“十二五”前期抑制通货膨胀，不仅关系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而且关系整个“十二五”时期宏观经济稳定的全局，必须综合治理、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