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强调法与道德的协同还是关注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其综合绩效无非是规范市场行为，确立一个公平竞争、规则透明和利益分享的秩序以推进诚信建设。诚信资本的增值不仅表现在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让遵守法规的企业和君子不断获利，这样就能使社会风气向君子看齐。

　　要使食品安全领域的不诚信付出高成本，政府、企业和公民的合作治理是基础性环节

　　“红心鸭蛋”、“毒奶粉”的记忆尚未抹去，“牛肉膏”、“染色馒头”、“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又使人们的神经紧绷起来。尽管不乏舆论抨击和道德规劝，食品安全法也出台了，但问题仍然层出不穷，于是，有关食品安全靠什么的讨论很自然地使人想到诚信问题。
　　我们看到了现代治理推进诚信建设的重要线索，不诚信行为必须为其违规付出高成本。反之，如果处罚很轻，或是由于制度和技术漏洞少有法律制裁，就会造成“破窗效应”:给后续的越轨以强烈的暗示性纵容，带来更多的不法。很明显，在市场趋利和陌生人交往的环境下讨论诚信，仅仅照搬古训“吾日三省吾身”是不够的。如果不断违规的小人能够发财，社会风气就会向小人看齐，而遵守规则的君子反倒成了傻瓜。这样一来，道德底线被频频突破就毫不奇怪了。
　　要使食品安全领域的不诚信付出高成本，处理好法律、技术和道德的协同，特别是政府、企业和公民的合作治理是基础性的环节。尽管食品安全法已经明确生产者、销售者作为第一责任人，但是政府监管的职责、媒体的责任和广大消费者参与治理也同样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搞好食品安全人人有责，下述制度创新和社会创新应当有利于诚信增值。

　　遇到食品安全有疑问和争议，政府应帮助消费者实现便捷和低成本的质量检验

　　就政府而言，如何理顺食品安全分段管理的体制、确立信用体系以及开发多种快速检测技术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例如，没有几个醉驾者愿意承认自己饮酒过量，但酒精检侧仪会毫不客气地指出醉酒的程度。由此看来，开发多种快速检测技术有助于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的诚信建设。
　　此外，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是一旦遇到食品安全有疑问和争议，政府应帮助消费者实现便捷和低成本的质量检验。以杜绝“地沟油”为例，有官员称要到2020年才能解决。如果有了快速检测的试纸方便消费者使用，显然可以大大加快进程。所以说，在帮助消费者获得低成本的食品检验方面花些钱是一本万利的事，这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敦促商家负起责任和增进政府诚信，而且可以大大降低由于大规模的商品下架和公众恐慌所产生的高昂费用。因此，那些为推进食品诚信而创新制度和技术的人，也应当成为感动中国之人。这也说明，有赖于一系列制度和技术的跟进，道德宣示才不至于陷入空谈。

　　需要消费者的参与治理，包括投诉、举报和政策建议等，以便及时修补“破窗”，防止后续不法

　　就消费者而言，形成人人负责的氛围包括媒体参与也是食品安全的重要保证。撇开地方保护和官僚惰性不谈，单靠工商质检部门的有限人员去应对成千上万种商品的质量检验，其成本和精力确实勉为其难。这就需要消费者的参与治理，包括投诉、举报和政策建议等等，以便及时修补“破窗”，防止后续不法。正是从这个层面，我们说制度如果没有参与的支撑就容易陷于空转，食品安全法有赖于从内心尊重它的人和持续的公民教育才能有效运行。
　　倡导参与以及公民教育也有助于营造对不法行为的普遍抵抗氛围。例如，一些人痛骂不法商家见利忘义，可一旦有利可图，自己就毫不犹豫地投入到制假贩假的活动中去，其责任意识仅限于告知熟人不消费此类商品。所谓“做什么的不吃什么”就是指此类现象，扭转这一风气只有靠公民教育、舆论监督和法律约束。
　　诚信资本的增值不仅表现在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让遵守法规的企业和君子不断获利，这样就能使社会风气向君子看齐
　　无论是强调法与道德的协同还是关注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其综合绩效无非是规范市场行为，确立一个公平竞争、规则透明和利益分享的秩序以推进诚信建设。诚信资本的增值不仅表现在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让遵守法规的企业和君子不断获利，这样就能使社会风气向君子看齐，编织起一个遏制欺诈的主动防御网络。
　　在合作治理的视野下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的诚信建设，下述社会创新和制度创新也有利于诚信增值。例如，应当表彰那些对食品安全的制度、政策、技术创新作出贡献的专业人士和普通公民，表彰那些理性应对食品安全危机，善于协商和妥协、解决冲突的人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非法添加剂事件频频曝光时，专业人士对合法添加剂与非法添加剂的区分及说明，可以有效地帮助公众理性面对食品添加剂问题，避免因噎废食。
　　由以上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说现代社会讲求诚信超越了传统社会，那么，这种超越主要地不是表现在道德宣示上比传统更高调，而是表现在一旦遭遇不诚信能够找到更多的办法来应对，从而在问题的解决中增值诚信。当我们不仅指出德育传统在推进诚信建设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指出它的局限性;不仅探讨在市场环境中使诚信增值的宽广路径，而且不懈地创新制度和技术来推进诚信，搞好政府、企业和公民的合作治理，也就在传统和现代的交汇上实现了超越。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如何让遵守规则的君子获利并通过社会创新来推进诚信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没有资源。2000多年前，改革者商鞅设计了立木为信的奖励办法来昭告世人有法必行的道理，引得司马迁把此事载入史册。当然，在运用制度创新和社会创新来推进社会诚信建设方面，今人理应做得更好，这是因为我们眼界开阔而且选择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