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市场上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既然中国经济已出现回落迹象,政府在下半年将改变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转而采取类似2004年和2008年的刺激经济政策。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将“软着陆”,明后两年将达到9%以上的经济增长。 笔者认为,现在的经济状况同2004年和2008年底时有诸多不同。这轮中国趋紧的金融政策将维持较长时间,而任何放松的政策,也将是局部性地针对个别行业,不会全局性地展开。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未来一两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回落到8%至8.5%左右,略逊市场预期,但绝不会是一个“硬着陆”。 究竟现在的中国经济跟2004年或2008年有何不同,以致政府很难对目前的金融政策进行大幅调整呢? 首先,相较2004年和2008年那两次通胀周期,今年的这轮通胀更具备了结构性特征,在时间上将比过去更长。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多年,中国的货币(M2)增长每年都维持在15%至20%左右,但在2009年M2增长了近30%。到2010年,纵使紧缩政策开始,M2的增长亦在15%以上。这表明,2009年超发的货币直到今天都没有被收回,这正是眼下通胀压力的源头。 这种因货币过度发行而造成的通胀压力,亦反映在通胀的构成中。在上轮2008年初的通胀高峰时,纵使整体通胀率达到9%,但非食品通胀和服务性通胀分别只有1.5%和2%。在今年6月份整体通胀率只有6.4%的情况下,非食品通胀和服务性通胀已分别攀升到3%和4%。食品通胀更多是受其本身生产周期的影响;但非食品和服务性通胀,主要受到货币供应所影响。因此,若M2增长只是维持在现有水平,那以往超发的货币便不能被回收,通胀率也不易回落。 第二,货币超发的另一面是信贷过度增长。如把银行的表外贷款业务和企业债券加总,中国金融体系的债务融资余额占GDP的比例在2004年和2008年时只有约120%,但在2011年中时,则已急速上升到160%以上。倘若政府再一次推行类似2008年底时的刺激经济政策,一个很难避免的结果将是信贷和投资的急促上升,这将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风险随之上升,这不是中央政府希望看到的结果。 第三,另一个涉及长期经济风险的问题是过度投资。2004年到2008年,中国的投资与GDP比例大约保持在40%。该比例在国际上已属很高,但至少在那五年间没有明显上升。然而,在2009年后,中国的投资率急促上升,到2010年时已达到46%。这亦解释了为何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如此强调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政府是否愿意再推行一次靠投资拉动的刺激经济政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第四,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报告,在2010年底时,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已达10.7万亿元,其中一半是在2009年以后的新增贷款。这表明,地方债务余额在2009和2010年两年间已翻了一番,实际上也有不少机构质疑这一官方数字对地方债规模是否低估。在这种背景下,笔者不认为中国可以再一次承受靠地方政府向银行举债的刺激经济政策。 第五,在2009年中国政府大幅放松银根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量资金涌进房地产。据中原地产的数字,目前的二手房价格已是2004年底时的3倍,比2008年底也上升了近50%。现今房价已大幅超出一般中下阶层的收入水平,政府对再次放松银根也有相当顾虑。 凡此种种,表明中国依赖原有经济模式的发展道路几乎走到尽头,政府很难对目前的金融政策进行大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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