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还未从危机中真正走出，又迈向通胀时代，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显著上升。未来除了受到全球负利率、美元流动性以及输入型通胀的挑战外，农产品价格周期及劳动力成本上涨周期都决定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和更为复杂的通胀形势。
新兴经济体的通胀状况取决于全球的利率环境，而全球基准利率又取决于美国利率。当前全球仍然是负利率环境，国际清算银行报告显示，自去年4月以来，全球通胀水平上升1个百分点，而扣除通胀因素的实际短期利率却从-0.6%下滑至-1.3%。持续负利率加大了货币流通的速度，在美元贬值和美国两轮量化宽松之后，全球流动性极度泛滥。以M2口径衡量，发达国家M2已升至10万亿美元，并将流动性推向经济基本面尚为良好的新兴发展中国家。
今年以来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持续走高，巴西前5个月通胀率累计达3.71%，印度前5个月批发价格平均涨幅为9.25%，已连续17个月超过8%，俄罗斯5月份CPI同比上涨9.6%。此外，越南等“新钻国家”也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越南、印尼2011年通胀率将高达13.5%和7.1%。
为管理通胀及通胀预期，新兴经济体纷纷开始收紧货币政策，进入加息周期。今年以来，中国央行连续6次提高准备金率，两次提高基准利率。巴西央行也已连续4次调高基准利率，而印度央行更是从去年3月至今已经10次上调利率，而由于全球四大央行（除欧洲中央银行外）均保持超低利率，因此，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利率差被抬高，推动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急剧升值，并进一步刺激国际热钱的涌入。国际金融协会（IIF）预计，2011年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经济体的资金将有9600亿美元，2012年将超过１万亿美元，这将使得货币调控的努力被本币升值预期下的国际资本流入带来的流动性所冲销。
当前发达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尤其是对于美国债务型经济体制而言，要想举债就必须提高债务上限，而未来继续增发货币以及“弱美元政策”为赤字融资无疑是债务削减的必然选择，而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可能成为全球债务性通胀的最大受害者。
今年5月份，国际粮农组织公布的粮食价格指数平均达到232点，较上年同期上升37%，持续上涨的国际粮价将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不能承受之重。近些年，国际粮食价格步入趋势性上涨的大周期，极端气候的常态化、供求紧平衡、能源成本居高不下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导致的用地减少等因素都使得粮价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价格刚性：
一是全球气候步入异常变化期导致粮食减产。近几年全球气候异常，2011年以来，“拉尼娜现象”和“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暴雨成灾，而“世纪大旱”也对包括美国、巴西、阿根廷、德国等在内的经济体的粮食出口产生影响。二是大多数非洲、南美国家城镇化加快，这意味着耕地越来越少，化肥的使用使土地越来越贫瘠，农业科技已经难有新技术大幅增加产量，全球粮食存量增加放缓；三是从粮食需求端看，除了一般性粮食需求外，油价上涨导致新能源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加大。近年来，美国积极制定利用玉米等粮食开发生物质能源的规划，乙醇生产行业对玉米的消耗大约占美国玉米产量的36%。受此影响，美国玉米库存量及出口量均出现明显下滑，由于美国占全球玉米出口总量的55.6%，对粮食的能源消费需求扩张对全球农产品市场供需恶化无疑是雪上加霜。
这些深层次矛盾决定了全球粮食价格进入了不可逆转的上涨周期，但是对于不同的国家，价格冲击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发生由食品价格上涨到核心通胀的传导效应的风险较低，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种风险十分巨大。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由于食品支出所占比例要大得多，食品原料在食品成本中所占比例也更大；另一方面，2011年全球粮食进口付出费用将达到创纪录的1.29万亿美元，其中低收入缺粮国和进口粮食的发展中经济体进口费用将比去年增长约三成。因此，粮食价格上升和进口成本的增加更有可能影响通胀预期，导致通胀粘性下的价格普涨。
劳动力价格上涨正成为新的通胀压力。过去二十多年，新兴经济体凭借较低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依靠全球分工体系深化带动的“斯密增长”，创造出巨大的增长红利。然而，随着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迈进、人口红利的减少以及城市化生活成本的提高，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和回补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
当前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四国普遍提高了工资报酬。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启动个税改革；印度工资近几年保持较高的增长，2009年和2010年分别增长6.6%和11.7%；俄罗斯从2000年起逐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2009年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006年的4倍；巴西2003年到2010年间，最低工资上涨112%，新兴经济体劳动报酬加速上升。不过，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转化为更大范围、持续的价格水平上升，还将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之间的较量。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支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相对趋弱以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就会加大，如何避免“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将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