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二（8月2日）就是美元主权债务的大限了，很多人都在担心，一旦美国国会不能就政府债券额度达成一致，就极有可能造成美元主权债务危机，并波及全球。毕竟，这个世界的经济还在被美元主导着；毕竟，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的阴影尚未散去。值此全球经济仍处震荡时期，如果美债再来添乱的话，那可真是雪上加霜了。
　　那么，这场即将爆发的危机有没有避免的手段和解决的机制呢？从“避免”的角度看，我们希望的是“治标”手段，尽管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于高烧超过四十度的人来说，先把温度降下来才是一切后续手段的前提。然而遗憾的是，即便是治标，美国人可选择的手段也少之又少。
　　首先当然是美国两党达成协议，给主权债务人（美国政府）喘息的时间，以图今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国会对此冷淡是有理由的，时间能抚平美元债务危机的创伤吗？如果不能，那美国政府只能迎来更大的危机和更严重的后果，如果是那样的话，还不如把问题早些暴露出来的好。
　　其次，美国政府也可以选择美元贬值的办法来减轻债务负担。实际上，白宫对于自身债务危机早有“预感”，今年5月联合国授权北约对利比亚动武时，美国一反常态地往后躲，就已埋下了日后美元贬值的伏笔。一旦美债出现问题，美国可以通过彻底“回避”利比亚和平解决方案的方法，使美元在石油产出国的控制力下降，从而使美元指数下滑，以此来缓解美债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人也许很后悔那么早地披露了击毙拉登的消息，因为那让美元指数大升）。如果还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华盛顿可能真的就要全面调整外交政策了，用一位军事迷的话来说就是全面撤退。尽管这可能与所谓的美国国家利益相冲突，但作为旁观者，从纯粹的学术角度说，这也是一种选择。
　　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恐怕就只能像现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国家那样，采取资产置换的方式来化解矛盾了。但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又是联邦制政体国，政府可用于置换的资产究竟有多少，与其债务比例有多大，是个相当值得怀疑的变量。
　　但即使存在所谓的治标灵药，美元主权债务在深层次上的矛盾仍是问题的关键，这些矛盾累加到一定幅度时，依然会以爆发的形式出现，并严重冲击世界经济，这才是有远见人士最担心的。那么，美元债务问题的深层次矛盾有哪些呢？
　　首先，长期贸易逆差是美元主权债务膨胀的直接原因。美国人总是喜欢把贸易问题政治化，批评其贸易顺差伙伴的汇率政策、关税政策，甚至是产业政策等，却完全忽视了贸易差的本质。著名金融学家莫顿·米勒在199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以日美贸易冲突为例解释了贸易差的根本原因。米勒教授认为，是日本的高储蓄率和美国的低储蓄率造成了两国的贸易差，高储蓄率必然带来高投资率，当国内投资不足以满足这种需求时，转向国外投资同样必然。日本人选择了美国作为投资对象，而对美投资需要美元，于是向美国出口多于进口就成了唯一选择。一旦日本人拿到更多美元，就会投资于美元债券。反过来，在这种特殊激励下，美国人只要缺钱就可以大肆发行债券，从而进一步鼓励了美国的低储蓄率和高负债率，这当然也包括美国政府的高债务率。
　　如果米勒教授的上述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第一个不可回避的深层次矛盾出现了：一方面，美国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发行主体，必须不断输出美元，而输出美元的最直接、最主要途径就是贸易逆差（这和当年的特里芬难题基本一致）；另一方面，贸易逆差必将推动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投资，这就要求美国必须输出美元债券，而美元债务达到一定规模时，其偿债能力就可能捉襟见肘。由此，债务危机就要出现。
　　借着米勒教授的逻辑往下捋，抑制美元高债务率的必然环节是提高美国的储蓄率，假定一定时期内美国国内生产性投资水平不变，提高储蓄率的途径就只有“要么政府减少消费，要么民众减少消费”了。减少政府消费的最简单途径，是将政府消费转向政府投资，但这恰恰是美国政府最不愿做的。一方面，凯恩斯主义的失效给美国人以深刻的教训，政府投资的最大问题在于任何人都证明不了政府比市场更聪明；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放弃救助支柱产业，转而鼓励新能源、新技术产业的调整政策，这已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开始发挥作用，一旦要政府转向投资，就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必须放弃已经见效的救助政策，这个层面上的矛盾可能更不可调节。
　　美元主权债务危机背后的这些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正是美元主导世界经济的现有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的征兆，这是旧体系崩溃的前兆和新体系建立的序曲。美元必须被新的主导货币所取代，并建立更科学的货币发行机制。我们所能做的，除了默默承受新生前的阵痛外，就是做好迎接新体系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