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保部有关负责人对中小企业和劳动力供给关系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小企业的确经营困难，但对就业影响有限。这就是说工难做，但饭还有得吃。先不管这个观点是否正确，中小企业目前出现经营困难大约是大家都承认的。
　　但怎么解决中小企业的困难？此时主流的共识，基本可以归纳为中小企业靠自身解决发展瓶颈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需要某种制度上倾斜性的照顾，比如金融信贷服务，比如财政税收的扶持，比如降低创业门槛，等等。但这种张嘴就来、容易形成共识的观点，在现实中却极容易变成不现实。任何针对中小企业实施的专项制度和政策，操作性都很差，因为中小企业千差万别，难以用某种标准化去衡量。即使是同一个行业，国家出台一个有的放矢的政策，也难以衡量效果。
　　比如，养猪在中国基本属于中小企业的天下，但7月中央财政拿出20个亿专项补贴养猪该如何操作呢？全国有那么多养猪场，哪一家需要补贴？补贴哪一家才是公平的和有效率的？说实话很难得出公允的评价。相反，其后果可能不仅对养猪的中小企业形成市场竞争力不利，还可能产生为了养猪而“跑部钱进”的寻租及其利益链。
　　总之，任何以关爱的姿态说中小企业如何重要、如何需要援助的观点，骨子里是一种我很全能的姿态，这不仅小觑了中小企业的真实生命力，还暗含着不公平的捧杀——拿公共资源捧出一批为了公共资源而注册的蛀虫企业。
　　其实不论什么时代，好的中小企业都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即便需要渡过生死关，也不是别人格外眷顾的结果。它们大面积的发展固然和整个社会环境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由它们本身的生命力决定的，这一如白居易诗歌所歌唱的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中小企业总是自然发展的，并且自然形成两个重要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一些中小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做大，甚至从市场的小角色变成引领市场发展的动力，推动人类进步。这方面的例子，百年前是汽车工业，它带领人类进入车轮时代，并同时带来钢铁时代和石油时代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十多年前则是网络革命，我们改天换地，终于有另一个地球——数字地球上的后工业时代。
　　这两个行业辉煌的成就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小企业生生死死的历史。网络革命不远。它的历程都不需要回忆，就是现在时。而汽车时代的转折点，是福特开始设想制造人人都能开得起的T型车，而那时美国差不多有2000家汽车制造商，欧洲也至少有这么多家。
　　与汽车、网络这样改变经济结构的中小企业的生死和荣华史相比，另一个方向则可能不那么令人激动。因为一些中小企业永葆其小，从没有幻想过做大。一直小的中小企业，虽然不像从小变大的中小企业那么显赫，可对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性，应该是与其旗鼓相当的。比如，有无一百年来一直为福特汽车配套做零件的企业？我没有实证，不敢下结论，但没有为汽车做玻璃、油漆乃至汽车沙发的小企业，恐怕就没有汽车的辉煌。汽车工业历史更为悠久的德国，甚至有为各大车厂生产模具、小五金配件的制造商，几代人只做某一种产品，做成了小行业里长寿的小企业。
　　不只经济大国才有这样小行业里的长寿小企业。芬兰有家做色浆调色系统全球细分市场第一的公司，中文译名叫希必思色彩，百余年如一日只做涂料行业的服务，从手工时代做到电脑时代。但全球涂料行业，如知名品牌立邦漆，全球最大涂料商阿克苏诺贝尔，都离不开它的服务。也不是非要技术、工艺门槛很高，才有这样的长寿小企业。日本做拉面的方法源于中国，日本拉面家庭老店比比皆是，但中国有多少个拉面店，是曾祖父做拉面，曾孙子还在教自己的孩子做呢？更为独特的是，即使专做一行的小企业也不是不会变革的，变革的角度甚至很大。还拿日本说事，任天堂游戏全球流行，但最早它却是做纸牌的。
　　对照这些案例，我们该想一想，中国的中小企业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要求中国未来有更多从小变大、引领全球经济结构和模式变革的中小企业？或者百花齐放有更多长寿的中小企业更重要？
　　要想明白这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对第一个方向，中国企业即使已经做大做强，也难有改变历史的力量。因为我们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亦步亦趋至今，缺少创新的能力和动力。而在第二个方向，我们却有资源有条件。但这需要耐心，不能急功近利。
　　这耐心要加上一点如今弥足珍贵的小农思想，因为长寿的中小企业立命之本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当年的一句口号，“有工做，有饭吃”；小康一点无非“老婆孩子热炕头”。做到这些其实不难，做到这些的企业能长寿也是天经地义。这是生活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为此在国家层面上还要想出新的倾斜性政策，或者社会还要求国家设法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需要怀疑的就不是中小企业的问题了，而是别的、更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