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7月26日正式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和早已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一样，朱民个人升迁体现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综合国力上升的承认，表明外部世界有意愿接受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话语权提升。朱民在IMF内部可望发挥的最大作用，并不应当是直接地分配“硬”资源，而应当是推动潜移默化地重塑国际经济组织的思维方式，以求最终实现更公正合理、更符合实际的国际经济决策。
IMF目前最“硬”的职能是担任事实上的全球“最终贷款人”，而中国是目前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遭遇致命的国际清偿能力危机或国际流动性危机。IMF的这项职能对中国而言谈不上生死攸关，而且中国已经通过推进事实上的“亚洲货币基金”来至少部分替代IMF的“最终贷款人”职能。
但中国受IMF偏颇思维方式的困扰并未明显减轻。7月21日，IMF发布对中国的“第四条款磋商报告”，称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主张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通胀和房地产泡沫等风险，理由是人民币升值可以帮助降低油价、食品价格和其他进口产品的价格。
IMF上述报告的偏颇显而易见，因为自从去年6月中国重启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已超过5%，由于美元约占全球贸易流动的80%，对美元的升值幅度最能反映人民币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情况。因此，尽管人民币可能对其他货币有所贬值，但认为人民币被整体低估的说法站不住脚。这份报告没有提及中国作为全球稳定和增长的重要来源所发挥的作用，在许多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汇率最近出现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始终抵住贬值压力。IMF在重点关注出口份额上升的同时，却忽略了中国进口份额的急剧上升。
而且，中国的通胀主要是输入型通胀，来源于美联储的道德风险——即通过宽松货币政策转嫁通胀压力的做法。人民币升值消除不了美联储的道德压力，对解决输入型通胀没有用处。进一步分析，输入型通胀主要来源于价格传导和流动性机制，从价格传导机制来看是国际大宗初级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国内的价格上涨。由于初级市场是个卖方垄断的市场，不论人民币如何升值，垄断的卖方都会相应跟进抬高价格，对解决价格传导造成的输入型通胀无益。而从流动性通胀传导来看，相当部分是通过资本流动形成的，一旦抬高人民币汇率，只会更加刺激资本流入，因此通过人民币升值的做法来解决通胀无异于南辕北辙。
不仅这份针对中国的第四条款磋商报告，放眼IMF以往历史纪录，其偏颇思维方式导致的问题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比如，IMF这个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危机救援贷款，通常附加了严厉的条件——以“稳定计划”（stabilization
program）为名要求受援国实施严厉、广泛的经济结构调整，而这些附加条件往往不现实甚或对摆脱危机有反作用，从而大大削弱了IMF的贷款职能。无论危机具体情况如何，IMF给危机国家开出的药方一概是“自由化＋财政紧缩”的万应灵丹。尽管这种措施对源于高额财政赤字的危机可能是对症的，但对于根源在于金融部门、且具有自我实现性质的危机却全然没有效力，反而可能导致内需进一步萎缩、信贷危境而加剧危机的痛苦。即使仅仅就财政部门而言，“自由化＋财政紧缩”的IMF稳定计划也往往无法实现财政平衡目标，反而有可能造成自我实现的财政危机——内需萎缩以及信贷危境所造成的三角债导致财政收入下降速度超过支出削减速度。在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情形。正因为如此，“IMF萧条”乃至“IMF骚乱”在接受救援的危机国家并不罕见。
IMF的偏颇思维方式当然离不开西方国家的强烈主张，但得以贯彻，乃至成为其自觉行动，却是建立在其人员构成的特点之上。美国和西方国家对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控制也并不仅仅表现在议事规则方面，更表现在人员构成上。在IMF和世界银行，越是高层职位，西方人所占比例越高：在专业工作人员中所占比重高于在辅助工作人员中所占比重；在管理层所占比重高于在专业工作人员中所占比重在管理层中；在掌握决策实权的专门职业序列中所占比重大大高于在不掌握决策实权的经济学家中所占比重。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国籍的专业职员，也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教育背景。国际金融组织上述人员构成特征不会轻易改变，也决定了发达国家人士担任其首脑更容易管理。
IMF章程中的决策规则条款没有根本改变，美国对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权”并未被推翻，中国在IMF内部的决策权也不会因为朱民上任而一夜之间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应该看到，越来越多的来自新兴国家的经济学家开始走上国际舞台，担任各大金融组织高层，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逐渐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这将推动潜移默化地重塑国际经济组织的思维方式，最终实现更公正合理、更符合实际的国际经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