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部门的“三公”支出公开已持续一段时间，截至前天，98个中央部门中，七成多逐一亮相。此次公开“大合唱”更多的体现了一种中央职能部门对社会呼声与压力的回应，在这种回应中，充满着迟疑与惴惴不安，而社会对“三公”支出的公开，更多的纠结在了公车、出国考察等费用方面。
　　这反映了中央部门并没有把此次公开转化为一次增加与民间互信的机会。而一些观点对“三公”支出的态度也依然不够理性。本质上，它是一个中立的事物，并不必然“坏”，它是政府维持日常运作的需要。但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根源在于人们难以接受“三公”费用过高。
　　目前各方不满情绪若不加以缓解，将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政府舒缓民间这种非理性态度的技术方式只有一种，即公开“三公”支出的细目，民间需要一种流水账式的“三公”支出，并非笼统的数字。其实，既然一些部门对“三公”比较惊人的支出有着合理解释，那么，公开支出的细目与具体费用也就并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无论遇到多少推诿与阻力，未来，政府预算改革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部门财政预算编制的精细化与可读性，这两点在近年来历次的人代会期间已被多次提出。
　　其实，中央部门公开“三公”消费仅是序曲，各级地方政府的“三公”支出以及整个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才是后面的重头戏。2011年5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工作，“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求地方政府要比照中央财政做法，公开“三公”经费。
　　须知，相比于中央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的“三公”支出更应是一个关注焦点，毕竟，大量接待费用产生在地方。在目前的行政体制框架之下，各级政府对上一级政府负责，逐层递进，这其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的接待费用。这一点无需任何统计数字就可测知。如果各级地方政府只会向上看而不是向下对民众负责的话，这些费用基本难以削减。
　　我们更应该关注地方政府的“三公”支出与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毕竟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民众而言，地方政府是实实在在的与我们的生活具体发生互动，也正因如此，西方政治学者早就提出了“以脚投票”的理论，即这一地方政府“不合我意”，我可以“以脚投票”去别处。并且，地方政府本应大量提供着民众所需的公共品，而具体的某一社区、街道、区、市、地方的民众，他们的切身利益与需求是相似或者相近的，假如他们能够拥有对政府支出的详细知情权与参与权，就可能会有效实现监督权，只有这样一个个小的微改进不断产生，民众对政府财政的监督才能逐步全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