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面临许多困难。一方面，通货膨胀压力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流动性全面紧张，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财务困难日益加重。
　　深究起来，这些问题都与两年前政府全力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紧密相关。当初政府实行财政扩张，银行不计后果地发放贷款，成功保住了9％以上的GDP增长率。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带动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反弹甚至世界经济的复苏。
　　但是，国际投资者的心态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2010年年初，世界经济刚刚踉跄地走上复苏之路，一些投资者就已经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今天看来，这一担忧可能过于悲观，但投资者所关注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房价飙升之后早晚要发生回调；天量信贷之后可能出现不良贷款暴增；地方政府的巨额融资，也可能使得财政体系难以为继。
　　经济增长的成功与经济风险的恶化，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一方面是GDP至上，另一方面是政府控制大量经济资源。这个模式在过去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风险，比如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等。要保障可持续增长，必须尽快告别“中国奇迹”。
　　增长过于平稳并非好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自有其内在逻辑。改革以前经济增长缓慢，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其他资源的利用效率也非常低。因此，改革以后强劲的经济增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报复性的反弹。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特定的经济模式，对于促成高速增长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模式有许多特征，但核心是两条。
　　一是各级政府不遗余力地追求GDP增长，而且直接控制了大量经济资源，包括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这就是姚洋教授所称的“生产型政府”，因为GDP增长事关官员的升迁机会，导致地方长官像企业CEO一样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二是在改革期间推进非对称的市场化进程，在基本实现产品市场化的同时，保留了大量要素市场的政策扭曲，人为压低生产成本，增加生产利润，提高投资回报，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样的扭曲必定导致部分经济活动异常活跃，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收入分配不公也就难以避免。
　　这样一来，经济增长强劲的时候自然好说，一旦增长疲软，政府就会竭尽所能地刺激经济增长。单从这一点来判断，中国政府在全球危机期间的宏观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其非凡的政策执行能力可能还令其他国家的政府羡慕不已。
　　然而，宏观经济政策固然要追求稳定，但以这种方式把经济波动都熨平了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经济下行就像感冒，身体不适但可以帮助杀毒。而中国政府就像中国的许多医生一样，动不动就用抗生素，虽然避免了短期的痛苦，但身体素质反而下降了。
　　如果不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结果会怎样？其实多年前温家宝总理已经对此给出了答案。他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协调、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举个例子，2003年，投资占GDP的比例约为38％，2010年更高达48％以上。如此高的投资率，显然会影响到投资回报率。经济结构需要适当的比例。这样的投资回报，自然难以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这样，中国面临的一个直接挑战，就是如何避免一些拉美国家曾经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起飞成功了，增长却很快停滞不前。拉美国家的问题是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经济缺乏创新能力等，这些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中国另外还要多出一个问题，就是资源浪费现象非常严重。政府集中大量资源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增长是保住了，但效率非常低，而且在资源和环境等方面还消耗掉了不少未来的增长机会。如此延续下去，中国经济的希望又在哪儿呢？
　　过去八年，中国在调整结构方面毫无进展。不过政府开始重视民生，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农村医疗保险还是城市养老保险，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这些措施十分必要，毕竟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收入增长尽管重要，但如果老百姓没有安全感，同样不会感到幸福。这也是我一向推崇政府采取措施保障老百姓享有“免于经济恐惧的自由”的原因。
　　不过，凡事总有度。社会福利的好处是保障老百姓的安全感，但如果福利过多，经济就会缺乏活力。后一种情形在北欧国家司空见惯，但它们毕竟已经位列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中国在过去八年未见调整经济结构，在社会保障方面却下了不少功夫。尽管中国的福利体系还有待大举发展，但是，如果政府一味地为了讨好民众而承诺各种超出国家经济能力的福利措施，就有违经济发展的规律，最终可能拖垮经济。因此，中国要放弃单纯地追求GDP增长，也要防范过早地落入“中等收入”和“福利国家”的双重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