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纪委在对本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公车改革相关建议回复时称,给公车贴标签曾在上世纪90年代推行过，滋生出特权车问题，招致群众不满。（《新快报》7月24日）
　　在公务车上贴标签,即在公务车前盖上喷涂难以遮蔽的标识，在车门喷涂单位名称、车辆自编号、单位及所属地方纪检部门监督电话。按广州市纪委的说法，上世纪90年代曾这样操作过，可公务车车身上明明白白标注的车辆信息反而成为“特权的象征”，因此不再重蹈覆辙。
　　这种答复站不住脚。贴标签的公务车会被某些公务员拿来“炫权”，是因为人们无从依据标签开展有效监督——如监督电话打不通，或车辆所属单位和纪检部门对举报信息置之不理；再如，公务车可以全天候被滥用私用，监督电话的服务时间却短得很，节假日也放了大假。一来二去，让积极监督公务车的群众寒了心。
　　反过来，如果纪检等部门能保证监督电话畅通无阻、处置举报公正高效，让标签信息发挥作用，根本不会出现炫权车、特权车。更何况，在“随手拍”的当下，公务车一旦贴上标签,信息一览无余，私用情况被曝光的风险将大大提升，炫权可能性倒是越来越低。
　　笔者想问的是，为什么广州有关部门推进公务车改革，宁可耗费大价钱上马一套监控系统，也不愿信任和接纳公民监督，不能善用民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