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认为，既然宏观审慎的问题要落在制度变化上，那么其在中国的应用就要围绕以下三条原则来实行。
第一条，对于中国来说，相较于横向的视野，纵向的视野更重要。美国版的监管法案比较关注横向，欧洲版比较关注纵向。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较大的机构都是由政府全资或者控股，不可能出现传染和倒闭的问题，另外，将中国作为一个总体的资产负债表来考察，其资产远远大于负债，所以中国的传染机制是不重要的。但是，中国经济不能波动，一波动就会产生不良资产，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纵向的宏观审慎政策更重要。
从国际监管经验来看，缓解金融体系顺周期问题的措施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缓解现有规则的顺周期。用长周期计算代替即时跟踪，把经济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都包含在模型里面。而且采用逆周期的方法，“好的时候多提一点，坏的时候少提一点”。二是通过采取相关政策措施，在经济上升期控制贷款和资产价格过度增长。
而对于正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一方面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用传统的方法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需要宏观审慎政策对上述风险进行抑制、化解。
第二条，中国还缺乏宏观审慎政策的一些基础工具，需要补课。宏观审慎政策用的是微观审慎的工具，但中国微观审慎的工具就不具备。李扬举例说，没有利率市场化，利率类的工具就无法发挥作用，而汇率不市场化，汇率类的工具就不能使用，这些缺陷都需要克服。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金融主体对于市场化信号不敏感，需要通过一个一个的机构进行管理，来实现宏观目标，所以，在这一情况下，通过微观监管手段来实现宏观目标可能是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应用的重要领域。
第三条，中国应该做到，并且能做到的是体制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机构协调机制的建立。2003年，中国成立了“一行三会”，提高了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水平以及监管水平，但是至今没有监管协调，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顺差协调，三层协调都缺位是中国最明显的缺陷。
因此，他建议，中国要进一步做出三个层面的体制安排：一是监管当局的协调，重点是功能监管体制的建立及监管规则的统一。二是监管当局和货币当局的协调。货币政策主要是宏观的总量的政策，而金融监管是微观的结构性的政策，所以重要的是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协调。三是监管当局、货币当局、财政当局与发改委当局的协调。
最后，李扬强调：“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综合协调，在‘十二五’规划中反复强调的就是我们需要顶层设计。我们要把顶层设计做好，这样协调机制就能建立起来。中国的宏观审慎政策一定要好于别的国家，因为我们好多基础条件比别的国家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