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调控、中国金融改革，都已经到了必须要动“利率管制”这根硬骨头的时候了。这不仅是一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更是中国整体社会转型和利益分配的大改革。
眼下，面对金融市场分割、民间高利贷和种种货币政策困局，中国的金融改革似又到了关键路口。作为配置资源的最佳信号，利率市场化才是促进中国经济金融转型、避免“国进民退”的根本之道。
上个世纪末，政府部门正式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过至今我国仍实施“贷款利率下限、存款利率上限”管控措施，利率市场化并未如愿。
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不同的是，中国转型经济中存在着二元金融结构，即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分割。近十年来，由于正规融资渠道的利率和信贷管制，大量资金游离于正式的金融体制之外，使得央行利率政策的传导较为复杂，并且常常遇到“梗阻”，这不仅损害了总体资金的分配效率，也不利于控制流动性的宏观规模和投向。
利率管制实际上是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在利率管制的条件下，国有金融机构控制了大部分的社会金融资源，大量的资金被配置到效益较低甚至无回报的项目中去，不仅恶化了中国的经济金融“生态”，其“挤出效应”也成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梗阻”。据统计，目前我国占企业总量0.5%的大型国企拥有50%以上的贷款份额，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大约占比10%，这些贷款中的20%属于低效贷款。
不仅如此，商业银行贷款低利率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转换为国有投资的冲动，进而转换为大规模投资。根据世行测算，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8%的增长率中，6-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
今年以来，央行三次加息，货币政策由“宽”入“紧”，而市场融资需求旺盛，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饥渴导致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导致资金供需加速失衡。于是，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形成了位差，民间金融更有了填平其资金“水位”的机会，导致民间利率畸高。
根据人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口径显示，一季度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单季上涨11.91%，比上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同样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江苏，民间借贷利率年息甚至高达60%以上，是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6.56%的近10倍。这对于那些既无足够的固定资产甚至存货作抵押，又无足够的现金流以确保还本付息的中小企业而言，求助于民间“高利贷”、承担比大企业更高的借贷成本确实是一个痛苦而又无奈的选择。而那些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很可能没成长起来就倒下了。
因此，抬高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并不能真正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只有建立以市场资金供求为基础，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调控核心，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才是促进中国经济金融转型、避免“国进民退”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