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CPI的连续新高，猪肉成了明星，它的价格成了中国价格趋势的主要标志，但真要以此明星价格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该如何入手的确颇费周章。
　　道理简单：农业部统计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生猪出栏数散养的比例从当时的80%以上下降到2007年的50%（出栏数50头为散养）——在这样的现实之中，谈一通货币政策怎么影响养猪，当然可以很宏观地说猪肉价格的波动，有养猪成本的问题，有养猪周期的问题，但这些问题要放大到什么程度，以何种理论推演才能和央行货币政策挂起钩来，却也没有现成的格式。实际观察中猪肉价格的波动可以直接挂钩的是生猪供应量多少，而和货币政策的从紧从宽要达到的效果，几乎都是相反的。
　　2009年货币政策极为宽松，市场充满对流动性泛滥担忧的时候，猪肉价格是下降的，那是因为当年生猪供应多了；而在今年货币政策从紧，可猪肉价格却是上涨的。变化最怪的一年是2008年，金融危机虽然造成了全球流动性缺乏，但猪肉价格却曾经是这轮新高之前的历史最高位。这个最高位的出现和经济基本面无关，就是猪少了造成的。因为2006年至2007年蓝耳病在我国南方各省流行，导致2007年至2008年初生猪供给短缺，2007年全国生猪出栏量为56508.33万头，比2006年少出栏近4700万头（《中国畜牧业年鉴（2008）》）。
　　虽然有人总结了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生猪价格波动为三年一个周期，但这个周期说是不是靠谱，是否还需要更长时间来检验？因为肉价在CPI的数据权重，一切未必都可以忽视，但这可能太要求我们有耐心了。即使对猪肉价格的三年周期观察到10次以上就需要三十年。
　　而仅从2008年前历史高位的这个三年周期看，中国养猪事业就有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变化。未来更长的时间养猪事业将会如何演变？是谁都不知道的。假如一定要预测一下的话，那么像传统养猪大省四川、河南、山东等地说不准各上个七八家上市公司，中国养猪彻底集约化了也未可知。那时养猪和货币政策的效果能够有所关联，可能就有点靠谱了。
　　不过假如未来不是养猪事业发达了，而是养肉牛的事业发达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物价的波动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现象，涨了会跌，跌了会涨，这是不需要有多大争论的。虽然价格问题之复杂常常并非是某种理性的分析就可以终止争论的。因为价格的波动，不仅关乎民生和经济运行，还涉及政府应该怎样管理物价，而政府目前管理物价就拿CPI当令牌。它高了，就要降低它。它权重里的猪肉影响最大，因此管好猪肉的价格将成为政府主要责任也就顺理成章了。
　　想消除猪肉对CPI权重的影响，迎接猪肉宏观经济学时代的到来，政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以行政的手段干涉猪肉的价格。但可用的手段也不多，就两种：第一是限价；第二是动用国家的储备手段。但这都是对市场物价自身调节的背离。自改革开放以后，猪肉的价格经常发生波动，但人们并非吃不到。1978年以前中国猪肉价格稳定不变，却要凭票才能吃到肉。
　　因为实际生活中有多少人要吃多少肉，市场有多少肉可以卖，以及猪肉的价格波动，是市场自然交易产生的结果。在某个时间节点上有点大变化，也不用看成是坏事情。猪肉价格便宜了一半，销售量未必会增加了一倍。同理肉价涨了一倍，也不会少卖一半。但在这样的上下浮动之中，养猪的人自然会调整他们养猪的多少。如今肉贵了，养猪的人就会多。到这一批小猪都长成大猪出栏了，肉价就会因为生猪供应充分而自然下降。
　　这需要时间的过程，而人为地提前进入猪肉宏观经济管理的时代，也许会适得其反。但愿中国的猪肉永远像懒惰的猪八戒那样可爱，保持一定程度的听天由命的精神，而让经济学教科书上少一种猪肉效应导致经济危机出现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