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府主管单位，民政部近日公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以下简称《指导纲要》）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比起很多政府部门的《指导纲要》深藏闺中，民政部此举至少表明一种态度，值得肯定和赞扬，但联想到最近“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疑虑，我们不宜对民政部的举动做过度解读，反而应该秉承理性、建设性的态度仔细审读《指导纲要》，直言不讳，发表意见。
　　精读三遍《指导纲要》，读后感差异甚大：第一遍感觉内容很丰富，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读后令人振奋；第二遍感觉内容有些重复，仔细品味发现不少新提法似曾相识；第三遍感觉“官话”太多，“干货”太少，读后令人怀疑：此《指导纲要》能“进一步加快慈善事业发展，为‘十二五’期间各地开展慈善工作提供指导”吗？我以为，随着“互联网公民”群体的崛起和不断壮大，靠一张《指导纲要》就“指导”一个行业发展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就中国公益事业而言，包括政府、公益机构、捐赠方、媒体，四方主导性力量，其中任何一方的不作为、伪作为、乱作为都会深刻影响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为什么很多很烂的公益机构还能生存下去而且还活得很滋润？它们是不是也像股市上ST公司一样靠“壳”过活？如果“壳”不再是政府管制的稀缺资源，那些烂公益机构还能生存下去吗？
　　对于以民政部门为代表的政府而言，我以为“多管”无益、“少管”有利，要相信“市场”的力量：民政部门值得强力推进的，就是将NGO脱敏并真正降低NGO注册门槛，让更多人力、财力、物力进入公益领域，通过NGO自由竞争激活整个中国公益行业的活力和效力；对于其他政府部门而言，减少“公益一日捐”、“按级别捐款”等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公益事业发展的行为，让公益事业回归“民间”。
　　我相信，公益机构依靠自我约束、自我驱动，也能获得捐赠方的支持和信任，通过竞争获得行业领先者地位：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例，这家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于1989年发起成立的国字号基金会，“鼎盛”时期有几十位离退休的副部长以上级别的老干部，其运作主要靠这些老干部的热情，靠他们的人脉去找大企业募捐，来自社会公众的捐款极少；接受贫困地区政府的申请时，手里只要有钱，只要贫困地区有需要就资助，善款最后用到哪里，效果如何，不大清楚。
　　1999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始巨变：主动向中央编制办公室申请取消事业单位编制，包括秘书长在内，全体员工竞争上岗，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了局长、处长、科长（君不见，国内还有多少国字头基金会还以此为荣）；通过关停、合并、退出，将几十个项目整合为六个公众型公益项目，开始面向公众筹款，为捐赠人提供捐赠服务，全面预算制管理，并开始招聘年轻人，邀请审计机构对账目进行审计并发布年报……
　　1999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靠“会长”、靠“关系”、靠“苦难”面向大企业募捐，年度捐款额刚刚超过1000万元，来自社会公众的捐款少得可怜；2010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靠“团队”、靠“项目”、靠“服务”面向全社会募捐，年度捐款额已经超过五亿元，甚至已经走出国门，走进非洲，成为国内最具知名度和公信力的全国性公益机构！
　　我不知道可否将“郭美美”事件中诸多“互联网公民”的行为称之为“扒粪运动”，但就这些行为的结果来看，实则加深了国人对“公益”的思考和认识，间接推动了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作为专业机构，媒体完全可以通过持续、专业、深入的“扒粪运动”，彻底搞臭、搞死那些得过且过、滥竽充数、挂羊头卖狗肉的坏的公益机构，留下那些透明、高效、专业的好的公益机构。
　　捐赠方作为人力、物力、财力的提供者，抛开“被捐款”、“被志愿者”和主动进行“交易型”捐赠等特殊情况，每一家企业、每一位捐赠人都可以通过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找到一家或多家值得信任和托付的公益机构，要求公益机构为你提供服务，向你报告捐款使用情况、报告机构财务数据。如果我们每一家捐赠企业、每一位捐赠人都对自己的捐赠负责，用手投票，就能推动公益行业洗牌，让坏的公益机构被淘汰，让好的公益机构获得更多信任和委托。
　　政府、公益机构、媒体、捐赠方，共同行动，方可真正推动中国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