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
是指一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业，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但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这种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价格膨胀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的现象，国际上称之为“荷兰病”。
大量研究揭示了一个“成也资源、败也资源”的经济悖论：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高价值资源的发现，中短期内会激发一轮资源投资热和经济增长高潮，并带来迅速的财富增加，但在若干年后却出现经济增长逆转，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如上世纪50年代出现的“荷兰病”。近年的跨国比较也表明，自然资源匮乏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瑞士等，一直有较高的技术创新水平和经济增长率，而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委内瑞拉等许多自然资源丰富地区，其发展速度却都很低（“资源诅咒”）。
究其经济原理，自然资源开发热会带来某些资源品的价格高涨，在大量资本和人力涌入该行业追逐高利润的同时，却同时抬高了所有部门的要素价格，随着部门间贸易条件的调整以及本币升值，“要素转移效应”和“产业挤出效应”会使得国内制造业逐步萎缩（去工业化）。为补偿损失，该国可能对制造业实施贸易保护，却反而使制造业的内生创新动力不足而不断失去国际竞争力，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独享上天赋予的丰裕资源或谓幸事，但它并不必然导致好运，反而可能与一些对可持续增长极为有害的变量相联系，例如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因资源业所要求的技术程度低）、贫富差距扩大、腐败和寻租盛行等等。类似情形在非洲和拉美表现得极为突出。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充裕、资源稀缺、中间品需要进口的制造业大国，因资源部门意外繁荣而引发普遍的要素价格上涨和产业排挤效应，也许不会在中国全面上演。但长期以来，地下资源丰富的山西、云南、贵州、新疆、内蒙古、东北等某些地区，已显现出部分资源过度开采、污染严重且创新不足等通病，其经济绩效远逊于自然资源匮乏的浙江、江苏等地区。石油、天然气、煤炭、矿石等自然资源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近年都出现了普遍下降。某些资源大省、区市甚至出现诸多社会经济不稳定因素。
由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传统荷兰病”原理出发，还可引申出因过度追逐资产回报而导致的“新型荷兰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的资本化进程加速，国有经济快速增值，中国经济也实现了持续繁荣。但随着机器、设备、土地等大量资产存量从隐蔽到显性化、从无价到低价、从价值回归到高溢价，在货币扩张、外资流入和人民币升值的配合下，不断出现了国内外巨额资金向某些地区、某些资产部门过度集中和潮涌现象——这与“资源发现”机理相类似：某一领域的过快资产升值和过高利润率，其后果不仅是过度炒作、投机泡沫，最终使得该部门很快衰退，更严重的是引发全社会要素成本过快上升、挤出制造业，出现创新动力不足、收入差距扩大等后果。对这类冲击更应引起高度警惕。
第一，从企业角度看，巨大的“高溢价”使得企业对股票上市趋之若鹜，扭曲了企业、政府行为，也造成了畸形的资本市场结构。由于普遍存在一次性IPO溢价和后续资产升值带来的高额回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中国企业把上市当作圈钱的重要渠道。上市公司的IPO、配股、增发、可转债的转股价格、转股比例设计上都实行高溢价发行机制，中国资本市场的托宾Q值长期高于2，甚至达到3－4的不合理水平，分红比例却很低。股票市场资本化的投资激励功能不断被放大，而它本应具备的、对内生性创新的激励功能却受到抑制。近年来，中国的股票资本化显现突飞猛进之势，许多企业高管的个人财富、国有资产和财政收入都增加很快，但代表中国总体技术创新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却出现了下降。
在此背景下，中国金融资产总量赶超、股票资本化赶超的速度都很惊人，但债券市场的容量却少之又少，资本市场结构极度畸形。根据IMF、中国统计局及证监会数据的测算结果，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债券、股票和银行资产之和）近年增长迅猛，2009年总值约达121万亿人民币，与GDP之比达到3.6倍，已经在近年3.53倍的世界平均水平之上，超过德国（3.52倍），直追美国（3.9倍）。但资本市场结构却严重失衡：股票市场资本化占GDP比重已达73%，仅次于美国（81%），远超过德国（30%）、欧盟（43%）和世界平均水平（55%）；但私人部门的债务证券只占GDP的9%，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85%），无法与德国（105%）、欧盟（119%）、英国（117%）和美国（158%）相提并论。中国的高股票融资与低债券融资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第二，近年的土地与房产的资本化也已偏离正常轨道。首先，高地价、高房价引发诸多社会矛盾。房价上涨的原因不仅来自于城市化带来的真实住房需求、土地资源稀缺导致的供求矛盾，以及市场投机因素，更来自于地价资本化中的政府土地出让金不断攀升。其次，随着工业用地与住宅用地的价格重估，土地与房产价格不断攀升，会带来相应的城市生活成本、用工成本和生产成本等上升，这些成本的增加会使得产业竞争力下降。最后，土地资本化所推动的资源过度开采、环境破坏和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人们生活质量下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就宏观层面而言，经济发展就是一国存量资源的不断资本化过程。如何把有形和无形的“隐蔽资产”适时且合理地转变为可流动的、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由此促进有效的资本形成和提高经济效率，对于后发国家具有关键意义。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处于大规模资本积累阶段，资本贡献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资本化作用不可低估。但要指出的是，合理有序的资本化过程对于资本形成和效率提高有正面作用，但过快和过度的资本化不仅可能带来低效或无效的资本形成，而且抑制了技术创新步伐，最终使得经济虚拟化和长期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我国部分资源大省显现的资源依赖的“传统荷兰病”现象，以及对实物资产（甚至无形资产）的快速资本化带来的“另类荷兰病”隐忧，都是与不合理管制的制度性因素相关的：其一，管制下的信息、资源和机会的不均等，是导致资源过度开采，导致资产投机、寻租、腐败，以及部门、地区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高门槛”和“稀缺额度”面前，掌握信息优势及专业优势的官员、企业家或资本所有者，很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而不是内生性创新）来尽快获利、谋求财富增值。其二，经济转型中设置某些管制壁垒是必要的，但不合理的管制成本和过多的中间环节会提高交易费用，或给企业实物投资带来过高的显性和隐性成本，或使得资本化过程中的经济租金被无形损耗或流失。其三，政府主导的资本化过程可能会使政府沉迷于税收和国有资产大幅度增值、GDP赶超和经济繁荣的景象之中。总之，为应对两类“荷兰病”的隐忧，对现有增长模式进行纠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势在必行。
未来经济增长中，应当减少对自然资源与实物资产过度贴现的依赖度。因为伴随汇率升值而来的各类资产价格如果被越炒越高，资本化的升值效应在短期内被急剧放大，经济增长可能会变得虚拟化，副作用不断显现，制造业、服务业却都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失去竞争力，并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为使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笔者认为，通过制度建设保障机会均等，通过经济政策激励技术创新，促使从实物资本积累为主的赶超型增长模式，真正转向以知识、技术等广义资源驱动下的创新型经济增长，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政府目前已经或正在采取资源价格改革、抑制资产投机、结构调整、地区开发、减少收入差距、扶持民营经济等综合治理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还应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转变政府理念和职能。高增长只是长期发展的一个阶段，任何经济在经历高增长后都会进入一个平稳增长的过程。政府应转变观念，平衡短期和长期利益，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引导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二是机会均等，价格引导，规范竞争，减少行政性垄断。三是政策激励技术创新。四是强化人力资本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