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继“末日博士”鲁比尼唱空中国经济后，
国内外唱空中国的媒体不断增加，索罗斯也加入了唱空中国的队伍，唱空的论点如刘易斯拐点论、人口红利论、房地产泡沫论、地方债务问题、通货膨胀论等，再加上前期一些海外对冲基金云集中国香港，并不时发出做空中国的言论，这不仅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也同时引发了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警惕。
那么，中国社会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存在可控与失控并存的状况，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的可控与失控并存。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中国社会的金融资产在三十年内增加了约２３７５倍。金融危机以后，国家更是加大投资和信贷，强化投资拉动。随着投资增加出现流动性过剩，物价通货膨胀显现，国家又开始紧缩货币政策，去年下半年以来４次加息，１２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虽然银行的信贷紧缩有所控制，但是一些地方民间资本“活跃”，投资担保公司泛滥，处于一种失控状态。本来民间资本活跃是一种好现象，但是鉴于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担保公司违规吸储、高息放贷的风险已经初步显露出来。
据笔者了解，在一个中等城市，仅仅一年多时间内就冒出了大约四百多家投资担保公司，在一个县城明里暗里就接近百家担保公司，实际上不少投资担保公司根本就没有得到工信部门的批准。银监会数据显示，全国融资性担保法人机构６０３０家，而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有担保字样的机构１９０００多家，这意味着２／３的担保机构未持牌。受国家信贷调控政策的限制，有些银行在贷款到期后，压缩贷款额度或停止贷款，使企业资金链突然紧张，也使得这些企业不得不选择民间的融资机构，而选择民间融资的成本高出银行利率的２倍，很多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甚至高于３０％。虽然国有银行或者股份制银行的信贷总体得到控制，但是民间高息借贷，民间非金融机构泛滥处于一种失控状态，加大了中国经济的风险。
二是物价上涨的可控与失控。最近几年土地交易实行全面市场竞拍，土地价格成倍翻番，带动了房价的疯狂上涨。去年以来，面对房价的失控，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措施，但是房价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随着政府对安置房工程的重视以及土地占补平衡政策，土地供应、房地产开发和房价总体上仍然处于一种失控状态。
另外，随着土地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上涨，食品价格也轮番上涨。虽然国家出台了不少措施控制物价的上涨，但是还有不少商品，特别是百姓日常所必需的食品价格上涨过快。据统计，今年５月份，猪肉价格同比涨幅４０．４％，对ＣＰＩ的“贡献”将近２０％。６月上旬，全国３６个大中城市鲜猪肉批发价格比年初上涨了１９．２％。价格的轮番上涨处于一种失控状况。还有，白酒竞拍、艺术品竞拍、所谓金融创新下的文交所乱象，让公众对价格失去知觉！
三是安全稳定总体可控，群体性事件需要警惕。从整体上来说，尽管近期南海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剑拔弩张，国家周边的不安全因素增加，但由于国家实力的强大，国家安全尚属可控状态。而需要警惕的是国内不时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比如时常曝光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虽然国家颁布了《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但是暴力拆迁事件多有发生；在加强城市管理的同时，城管的暴力执法事件频频曝光……
另外，去年下半年以来到明年底，中高层人事多处于更替变更状态，一些人出于对政治的更高诉求需要政绩，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大量存在，这一点不时可以从地方媒体中看出来。另一些人则因政治的即将终结而私利膨胀，权力成为资本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各地反腐的公报已经充分显示这一点。
中国社会和经济之所以出现“可控”与“失控”并存的局面，既是发展的结果，又是不协调发展的结果。由于中国经济仍然处在一种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不断加剧，而要实现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消除这种差距，进行结构调整。然而，如果这种调整和结构转换不够适当就会加剧不可控、不稳定因素的增长，就可能引发社会的严重不稳定。一旦这种不稳定超出了可控的局面，就会有巨大的风险。如何消除这种风险，必须从政府自身做起，摒弃政绩观，严厉打击虚假风气，加强民主监督，真正回归到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