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陷入一种尴尬的困境，即“贫困增长困境”，这种困境表现为，一面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 D
P增长速度，另一面是物价水平高于发达国家。针对这一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长兼副所长向松祚教授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金融大家谈”栏目采访时表示，“贫困增长困境”的背后正是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全球经济之虚拟经济创造中心和真实财富创造中心严重背离。中国要成为真正经济强国，需成为“世界货币制造中心”和“世界一般购买力制造中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向松祚指出，全球货币、金融、资源和产品定价权的本质就是全球财富分配机制。人均G
D
P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就是经济学者曾经从理论上论证过的“贫困增长困境”：如果一国无法掌控自身产品的定价权尤其是出口的定价权，那么，该国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贸易条件就可能越来越恶化、相对收入就可能越来越低。掌控定价权的关键则是掌控全球储备货币发行权和全球金融体系主导权。
向松祚表示，“贫困增长困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
D P增长速度。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长期远远低于人均G D
P增长速度，这也是为什么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确保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 D
P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如果对照中国国内物价水平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就会发现一个异常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商品，无论是绝对价格还是相对价格，发达国家都比中国要低。
向松祚说，“贫困增长困境”绝非是中国独有之现象。美国著名经济学者杰弗里·萨卡斯及其合作者多年的详尽考察表明：过去40年来，尽管非洲、拉美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绝对收入水平有显著提升，然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发达国家之差距却反而持续放大。
“发达国家通过无限放大美元储备货币和美元金融资产来大幅度提升自己的购买力，相应缩小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购买力。货币和金融资产之本质是真实商品和资源的购买力。经济泡沫化、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背离的本质是购买力的重新分配和两极分化。1971年至今，国际美元储备从380亿美元扩张至10万亿美元，全球金融资产与G
D
P之比例达到惊人的380%，仅债券市场规模就达到90万亿美元，绝大部分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创造的全球性购买力。”向松祚说。
向松祚向“金融大家谈”表示，19世纪后期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时期，亦是金本位制固定汇率的黄金时代，全球资本至少有四分之一是从发达富裕国家流向贫穷落后国家。1971年浮动汇率时代和新全球化浪潮开启以来，全球资本流动几乎完全转向：资本主要从贫穷落后国家流向富裕发达国家。过去40年，流向贫穷落后国家之资本占全球资本总流量的比例一直持续下降。譬如，1913年，全球资本至少有25%流向贫穷落后国家，到2000年世纪转折之时，该比例下降到只有5%。许多研究表明，过去40年的新全球化浪潮，全球资本流动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一个是资本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流入富裕国家，为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和高额债务融资。
向松祚列举了一组数字：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11年，主要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与G
D P之比例将分别达到：欧元区，5 .1%；日本，9
.5%；美国，9.7%；德国，3.7%；葡萄牙，5.2%；西班牙，6.9%；希腊，7.3%；爱尔兰，11.2%。2011年，主要国家公众债务占G D
P之比将分别达到：美国，72
.7%；欧洲，70.4%；日本，220%；德国，60.4%；爱尔兰，63%；西班牙，60.9%；希腊，117.2%；葡萄牙，82.9%。
“如果美元和欧元不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达国家是不可能维持如此高额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的。储备货币地位给予它们的债券以良好的信用评级，国际银行、保险公司、各类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才能成为美欧债券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向松祚对“金融大家谈”说。
向松祚最后强调，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正在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失衡的根源是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面向未来，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和富裕大国，就必须努力纠正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不利格局，核心战略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唯一有效道路是人民币国际化。
“这其中包括：鼓励中国香港和其他地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加速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加速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国内利率市场化、逐步稳妥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另外，中国应该进一步
加强多边或双边货币合作，包括采用人民币进行双边贸易结算、扩大双边或多边货币互换、建立外汇储备库和外汇储备共享机制、加强与周边国家货币政策和国际债务管理协作。”向松祚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