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市场的乱象引起政府重视，近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上强调，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要十分关注民间借贷市场的状况。王岐山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关乎就业增长、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全面提高对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
　　从孙大午，到吴英，再到最近自焚的包头巨商金利斌，这些新闻人物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影子，就是民间借贷市场。在高强度的金融压抑之下，中国形成了以“银信合作”和地下钱庄等为特征的“影子银行”。这些灰色金融机构绕开了管控严格的正式金融市场，以高利贷的形式在市场上翻云覆雨。当下，紧缩的货币政策使中小企业贷款难上加难，当这些企业主们企图从黑市寻找脱困之道时，等来的不是雪中送炭，而是落井下石。与此同时，在高利率之下，民间借贷市场也成为了一个高风险的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一触即发。
　　形成今天这种境地，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一以贯之的金融压抑。金融压抑造成了银行业严重的信贷歧视，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则深受其害。有统计显示，虽然非国有部门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70％，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20％。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在金融压抑的环境中，民营企业何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北京大学教授姚洋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正规金融机构的“漏损效应”。即在金融压抑的经济体中，金融资源通过非正规甚至非法途径从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漏损”。
　　这种“漏损”带来的往往是“只富官商不富民”。没有强大政治资源和背景的中小企业，只能通过高利贷来维持资金链。对于这种压抑之下的漏损，德国前总理艾哈德曾说，“如果不采取更自由的市场经济方式，就会陷入绝对的极权主义中去。”
　　如同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一样，金融自由是金融的天性。这种天性的重要表现，就是对金融压抑的反抗、叛逆和救赎。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司法机构并不承认债务、期权转让的合法性，但是，金融的自由天性最终冲破了奴役的笼牢；在当代中国，绝大部分民间金融始终处于正式的金融体制之外，这种灰色甚至非法的处境，就如同压在石板下的种子，仍在艰难地生根、发芽和努力寻找成长的空间。
　　面对各种民间借贷市场的乱象，如果只是一味地加强监管，或者单纯通过法律制度防止正规渠道的资金“漏损”至非国有企业，那么，民营企业只会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更趋“权贵化”、“官僚化”。既然自由是金融的天性，何不顺应这种天性？在《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文中，卢峰、姚洋经过精密的实证分析后认为：如果能够给非正式的执行机制留出空间，私人总是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来克服这些制度上的缺陷，使整个经济接近社会最优水平。“就中国的金融发展而言，改革银行体制、尤其是使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收益可能远远超过改善法治的收益。”
　　金融自由和开放是民间金融的唯一救赎之道。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如果不放开利率，就会推动更多资金转入地下。”或许有人担心放开民间金融、利率的市场化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然而，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在民间金融已成规模的现实下，不让它们获得合法地位，就无法进行实质的监管。最后，我想以《来自竞争的繁荣》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取消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之后，“黑市突然消失了，橱窗里摆满了货物，工厂的烟囱突然冒烟了；街道上货车川流不息。……货币改革那天的钟声一响，经济恢复便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