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最后一天，中央政府公布了去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4.7亿元。
　　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晒“三公”账本。这也是计划“时间表”里的最后一天。今年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6月向社会公开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接受社会监督。这是国家第一次对“三公”公开给出具体“时间表”。
　　这就像一个田径运动员，用尽全力，挺胸贴线，在规定时间内达标，取得了我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绩。理应，我们要把掌声献给他。
　　在这个田径场上，最先穿上跑鞋起跑的是科技部。今年4月14日， 科技部在中央部委中率先公开“三公”经费：2011年，核定科技部用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项经费预算4018.72万元。
　　仅仅40余字，却石破天惊。人们惊呼：说了多年的“三公”公开，终于在中央部委层面突破“最后一米”，千呼万唤始出来。
　　2008年以前，财政预决算一直是“国家机密”。如今，金子般的阳光顺着缝隙进来，黯淡的屋子渐渐明亮起来。
　　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感谢很多人，他们用力撞门，哪怕挤出一点点门缝，哪怕只是开启一扇很小的窗，甚至只是在墙上凿个小眼儿。
　　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可即便如此，当时的公开也是有条件的。历史应该记住市民吴君亮在“不外借，不复印”的深圳市财政局阅览室里阅读，哀求着用相机拍下预算草案的瞬间。他和他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多年来，一共数百次向50多个部门提交公开预算申请，成为打开预算公开窗子的第一股民间力量。
　　尽管缝隙很小，阳光很弱，可他们相信，这一秒不失望，下一秒就有希望。
　　我们忘不掉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这一介书生敞敞亮亮地公开了复旦大学2009年度图书馆“公务接待费”：6.72万元。他认同“阳光就是最好的除腐剂”。
　　我们还忘不掉一些“小人物“，比如叶晓静，她一次次向北京市相关部门提交申请，要求公开公车确切数量。我们还得致敬偏远的“全裸第一乡”四川巴中白庙乡，那里的干部把每个月的账目糊在墙上，精细到一元五角的信纸，甚至老老实实承认1月份“招待费用5425元，占总开支的65%以上”。公开没有吓坏农民，相反赢得一片赞叹：原来裸着这么美！
　　我们能列举的名单很长很长，有的没有被媒体捕捉到，他们一直行走在寻找阳光的路上。这些力量的汇集，让门缝越来越大，阳光越来越多。它照耀的不仅仅只是复旦图书馆一角，白庙乡一隅。
　　2008年，政府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预算草案，都打着“秘密，会后收回”字样，且有编号。进入2009年，有的地方已经把这些字改为“内部资料，注意保存”，至少人大代表们可以将预算草案带走。
　　纸张的数量也在无声地增长。2010年，全国人大代表手里的中央财政预算表格由上一年的4页纸，增加到12页，实现了中央部门预算首次向社会公开。尽管，这12张纸里，没有“三公”这一项。
　　不可否认，“三公”消费处在整个财政预算“大屋子”的最暗处，是阳光最难照射的地方。所以，94.7亿元的公布，是这个庞大的国家何等艰难而重大的一步。门洞开的瞬间，我们能预见，阳光区域的半径会越来越大，从上至下，下一个打开门的是省政府，市政府，直至县乡，抵达行政机构的神经末梢。也许，有一天，国家大小账目就像电子图书一样挂在网上，流浪汉都可查询。
　　当然，我们今天还远没有晒得这么彻底。至今，也没有一家中央单位公布去年的“三公”支出。阳光下的94.7亿元也只是一个粗数字，一个大账，没有小账、细枝末节和人均数。
　　没有横向的比较，我们仍然不能知道公务员人均多少公车，消耗了多少油，吃喝了多少，出了多少次国，谈不上数字“合不合理“，更谈不上“监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数字只是数字。
　　显然，“晒箱底”要晒得彻底，只有将箱子打开，抖出里面的东西，摊在阳光底下。只有阳光足，“三公”消费才能真正“减肥健身”。
　　如此说来，94.7亿元不应该只是个数字，而应是新的起点。我们希望所有的门打开，让阳光普照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