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媒体都在讨论“权力期权化”问题，“期权”的利益诱惑，使得权力寻租找到了权力体系之外的另一个时空，在这里，权力利益变现可以实现最大化，风险却变得相对最小化了。
　　腐败源于贪欲，“期权”利益的实现，是依靠退休公务员原有的权力资源，靠着一种权力裙带关系，在商业、行政领域撒网，把权力“余热”尽量散发。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是权力监管的制度有漏洞，其次是官德不正，选拔任用失误。
　　此时，媒体及公众之所以要关注退休官员权力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继续延伸，直接原因恐怕还是现实权力执行失范，导致众多社会不公，利益分配严重失衡。
　　我们已经看惯了诸多在职领导干部的以权谋私行为，可谓深恶痛绝，对于掌权者退休后的权力使用与发挥，的确少有耳闻。早些时候，媒体报道说紫金矿业有不少离职官员任职，待遇不菲。
　　最近，国土资源部前副部长李元被“双开”，在６月２４日举行的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李元被免去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媒体报道称，早在２００８年，李元就已经退休，之所以会遭到如此严厉处分，主要是李元退休后，身兼数职，社会活动频繁，最终因违纪而晚节不保。
　　和李元有同样“权力期权”的，肯定不在少数，但和李元一样高调并最终落马的，估计不会是多数。有李元的“前车之鉴”，后来者势必万事小心，权力寻租与兑现的隐蔽性更甚之。治标之难，可以想象。
　　治本之策当然在于制度建设。任何的权力寻租行为都会有一个利益链条。“权力期权”的利益链条或许很简单，就是以曾经的各种“权力关系”为纽带，为相关团体输送既得利益提供方便，然后各取所需。从可行性上讲，无法在所有的关系链之间构建防火墙。那么，有效的监管，还是来自关系网的外部。
　　有媒体认为，《公务员法》对公务员退休后“鼓励发挥个人专长，参与社会发展”的规定，“比较模糊，比如对领导干部退休后所从事的工作能否认定‘权力期权化’，都很难把握。”的确，从技术层面讲，要去定义离退休干部的行为是否属于“以权谋私”，若非明显的腐败动机和行为，任何人都很难去界定。
　　这种情况下，必须依靠完善的监督机制，靠制度和法律，才能产生足够沉重的违纪成本。在权力参与市场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搅乱了正常的竞争秩序，如果监督机制不完善，惩罚依据缺失，也就难以对权力的运行轨迹进行纠偏。
　　公开、透明，是有效监管制度永恒的核心。对于正常退休的官员，只要他们选择进行营利性活动，公众就有权利对其提出质疑。
　　中纪委方面说已经注意到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权力期权化”问题，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严肃查处违纪问题，防止“权力期权化”问题的发生。
　　官方对新的腐败倾向“权力期权化”的重视和正面回应值得赞赏，但关键是要把制度实施到位，千万不能仅仅为了回应而回应。
　　其实，《公务员法》早有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问题的关键就在此，我们本来具备相关的监督与处罚制度，但执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如果是因为利益相关，才使得制度执行遇到阻力，那么，中国反腐需要的不仅是向公众表达的决心和魄力，还有拿出实际行动的制度执行诚意。
　　权力联盟是可怕的，我们还是需要反复自省：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故此，任何时候，权力都需要受到约束。在“权力期权”现象中，所谓的官商勾结更是成为难以消除的痼疾，原有的一些监管制度可能无法对退休或离职官员产生作用，他们的权力关系网可能更加隐蔽，因此，之前的廉政教育和个人财产申报等制度，必须延伸到官员退休后经营性活动。
　　令出必行，不要给“权力期权”的所有者“行权”的机会和空间。如此，才能经得住执政考验，才有可能如胡锦涛同志所说，降低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所带来的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