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政策效用的角度说，即使找到了个税证明的替代品，也应该考虑，这种调控手段是否需要调适。更重要的是，那些无需再缴纳个税证明的人，并不代表对于城市发展就没有贡献，并因此就应该丧失购车资格。
　　9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将从现在的2000元提高至3500元，由于部分人达不到纳税标准，将无法提供个税证明，非京籍人员在京买车将因此受到影响。北京国税、地税部门日前透露，所需证明方式可能随后作出调整，如提供其他类型的补充证明等。
　　个税免征额上调与限购政策的这一冲突，表面看是技术性问题，通过相关部门会商即可解决。比如，在购车时用社保证明或单位提供的收入证明代替个税证明。即使如此，由于工作变动或其他客观原因，仍可能有一些人因替代证明无法接续，从而影响购房购车意愿。这不能不令人思考：购房购车，真的需要个税或相关证明这个门槛吗？满足正常的市场需求，需要加上个人的不便捷这种成本吗？
　　限购令的出现，是调控市场的产物。购房要求提供连续5年以上的个税缴纳证明或社保证明，依据是没有住房需求的游资集聚于北京炒房，抬高了北京商品房的估值，令楼市的金融属性过分凸现。许多房子不是住人的商品，而成了避险增值的金融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个税证明可以甄别真假需求，摈游资于北京楼市之外。虽然因此建起了市场屏障，压抑了投资需求，但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至少从政策效用看，对于抑制楼市投机行为确实有效。
　　购车也需提供连续5年以上的个税缴纳证明，则相对缺乏说服力。相对于商品房被开发的金融属性，普通车辆作为耗材几无保值增值空间，因此，游资难以通过炒车扰乱车市。复杂的原因导致了楼市乱象的存在，但车市并非如此。更需关注的是，治理城市交通拥堵与限购车辆并不存在必然关系。就在近日，北京市交通委的调查表明，近九成民众认为限购以来拥堵并未改善，仅一成多的民众认为限购有用，应该算是一个有力佐证。其实，过量使用车比购车更能增加拥堵，这意味着调节使用车的价格成本更有效。
　　因此，仅从政策效用的角度说，即使找到了个税证明的替代品，也应该考虑，这种调控手段是否需要调适。更重要的是，那些无需再缴纳个税证明的人，并不代表对于城市发展就没有贡献，就应该丧失购车资格。
　　凡是消费者，都付出了隐匿于商品税中的沉重税负，已经有纳税行为，纳税人理应享受应有的公共服务和平等的市场待遇。对于公共交通，确实需要治理，让治理效果真正显现的办法，不是刚性限制正常需求，而是合理调节用车频率。考虑民生需要越多，效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