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２０１１年５月份ＣＰＩ创３４个月新高的５．５％和ＰＰＩ的６．８％涨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口额环比下滑４．４％；ＰＭＩ环比回落０．９个百分点，降至９个月以来的新低；人民币信贷大幅回落，同比少增１００５亿元，广义货币（Ｍ２）同比增速仍维持在１６％红线以下。这似乎进一步印证了存在“滞胀”危险的判断。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正在迈入“逆增长，高通胀”时期，应防止陷入“滞胀”思维误区。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份以来，ＣＰＩ迈上了５％以上的高位运行区间，全社会对通货膨胀的担忧迅速被放大。与之相对应，经济增长速度却呈现回落趋势。为描述这种现象，诞生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滞胀”概念被直接套用。的确，当前我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速所呈现的背离走势与西方国家的“滞胀”有类似之处，例如，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过度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社会福利与保障水平提升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市场活力的损害、能源价格的上涨等均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滞胀”的诱导因素。然而，这种相同性分析忽略了一个最大的前提条件，即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构成了我国上述背离趋势的基本环境。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滞胀”建立在其工业化、城市化即将完成的基础之上，经济增长的动力出现暂时性弱化，没有我国当前所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没有出口规模的减弱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没有粮食价格上涨对物价指数的猛烈冲击等。与之不同，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仍将继续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弱化宏观经济对投资、特别是房地产业的泡沫性投资的高速增长的高度依赖和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低迷，迫使我国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通过调整群体间收入分配格局实现社会公平和打造消费主导型经济，这些当前经济发展进程的独有特征，决定了我国所存在的是经济增长动力依旧强烈且长期存在，但诸多结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的基本形势，同时，现有体制的
“投资冲动型”
内生经济增长机制，必然从根本上遏制着“滞”的发生。因此，当前我国经济正在进入“逆增长，高通胀”时期，而非“滞胀”，即当前伴随“高通胀”的经济增速减缓是经济结构趋向合理过程中传统模式下高增长速度的“逆”方向理性回归。
不同的判断，其逻辑结论有着较大差异。由于“高通胀”的支撑要素——食品价格、劳动力成本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等，与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在短期内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增长”趋势在本质上与“通胀”程度本身之间并不具有强烈的关联性。“逆增长”的逻辑结论是，应以继续推进结构转型实现经济增长速度的理性回归，进而努力寻求经济增速适度降低下的社会财富生产规模与高通胀负效应之间的平衡点；而“滞胀”的逻辑结论是，经济增速的降低正在产生较大的负效应，其与高通胀负效应相互叠加，必将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短期内，在相背离的“逆增长”和“高通胀”之间，后者对前者的冲击并不会很大，支撑要素也有着较大差异，因此，应当分别探索各自的治理措施和机制。
高通胀的治理机制探索。首先，关于食品价格。２０１１年５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１１．７％，影响ＣＰＩ上涨３．５个百分点，占ＣＰＩ同比涨幅的６３．６％。这是对笔者曾在今年１月提出的通货膨胀“食品价格决定论”的验证和支持。而且，食品价格对ＣＰＩ未来趋势的强力支撑效应将长期存在。该效应的最终治理，将取决于以科技创新来推动粮食供给的根本性改善，市场监管和货币政策的作用相对微弱。其次，关于劳动力成本。“用工荒”的全国性蔓延，一方面充分证明了２００８年旨在提升劳动者保障水平的《新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的预见性和正确性，并以活生生、发展性的实践素材批判了当时的反对者观点；另一方面，深刻反映出新世纪以来劳动力供给的低速增长与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反”矛盾。基于“用工荒”拐点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至少在“十二五”时期很难得到改观，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治理。再次，关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新兴工业化国家未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长期性，必将导致对以能源矿产资源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需求高增长的持续性，而各类国际大宗商品的实际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实践表明，在需求和供给的较量中，发达国家更占上风。因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总体上涨趋势不可避免。而从国内现状看，参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决定的机制和手段几乎是空白，能力严重不足。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国只能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的强压性价格上涨要求。总之，未来一定时期“高通胀”趋势难以实现根本性扭转。
关于“逆增长”的治理。经济增长速度的“逆”方向理性回归面临一系列障碍：第一，体制机制障碍。现有的ＧＤＰ偏好倾向、区域竞争型经济发展机制和干部考核体制，构成了经济增长中“投资”偏好的固化，房地产投资依赖症究竟能否消除有待观察。第二，利益障碍。各种利益的相互纠结和冲突，使得人们对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能源资源的巨大消耗、环境的破坏等问题视而不见，过度追求短期收益；金字塔型的阶层固化强化了收入分配不公，消费启动步履维艰。第三，就业的“增长率假定”障碍。经常被引用的关于“８％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才能维持较为充分就业”的估计，为传统的经济高增长速度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该结论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和计算。尤其在现有的人口形势下，它需要重新测算。第四，创新障碍。寻求新的产业增长点是结构转型的重要方面，其间，产业创新非常重要，但创新的高风险、长周期，政策的不配套等因素，致使整个社会的创新动力不足，创新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极大地提高了“逆增长”的阻力。概言之，要实现“逆增长”的顺利推进，必须扫除上述障碍。
“逆增长，高通胀”的判断必然使后者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而高通胀的主要根源——“成本推动”，在短期内难以化解或实现国内自身调节。宏观调控能够发挥较大效应的领域是，怎样切实在最大程度上剔除由货币供应量宽松产生的“投机”行为，从而降低价格暴涨暴跌对通胀指数的影响，特别是对具有较高需求价格弹性的非粮食类食品价格而言。然而，现行的“一刀切”偏紧货币政策必然产生“双刃剑”效应，即在抑制高通胀和资产价格的同时，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冲击，当前中小企业出现融资难问题即是如此。反过来，如果实行“一刀切”的偏松货币政策，尽管可能有助于为实体经济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但实体产业利润率相对较低的状况必将导致资金流向的大规模偏离，从而引发更大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为此，应当以结构化突破作为货币政策调控高通胀的主攻方向。
货币政策的结构化突破，一是自身结构的优化，包括信贷结构优化、以政策工具创新和灵活运用贯彻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的支持等。二是调整与其他类政策工具的配合，发挥在总体偏紧货币政策下对实体经济的宽松货币支持作用，例如，以各类财税政策实现对实体经济的直接货币支持，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和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实际上就是实施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三是加大对投机性货币流动的监管和惩戒力度，真正提高投机成本，乃至违法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