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现任财长拉加德如愿以偿成为第十一任IMF总裁。
有两个原因使这次IMF总裁更替引起特别关注。第一，拉加德是首位通过“竞选”产生的IMF总裁。虽然没有改变欧洲人担当这一职务的惯例，但“竞选”与单一提名通过，已有了本质的不同。第二，新总裁产生过程的重大改变，使国际社会对拉加德任期内IMF的进一步改变产生了新的期待。不过，笔者认为，有些改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些改变受利益约束，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些改变还需靠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努力推动。不可对拉加德任期有不切实际的期许。
新兴市场国家逐渐成为参与国际事务的主要力量已是趋势。这次IMF新总裁遴选，出现了两名候选人，另一位候选人是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墨西哥央行行长卡斯藤斯。虽然IMF新总裁遴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处理国际事务能力”。候选人需要在高层次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具有卓越的记录，具备杰出的职业背景以及领导全球机构的管理和外交才能。卡斯藤斯不是来自G8国家，没有参与“国际重大事务”的经历，当然“不具备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连他自己都自我解嘲地调侃“零概率”当选IMF总裁。不过，卡斯藤斯的“候选资格”比拉加德当选显然具有更大的历史性意义。
第一，66年来第一次出现欧洲之外的候选人，向打破IMF总裁由欧洲人担任的不成文“国际惯例”的新规则推进了一大步。
第二，大大增加遴选过程透明度。卡斯藤斯的候选改变了批准单一候选人的走过场的形式程序，结束了被提名与当选几乎是一回事的历史。卡斯藤斯的候选使拉加德的当选过程首次出现竞选和聆讯，传递了更多候选人和遴选过程的信息。
第三，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处理国际重大事务的趋势得到了认可。G20峰会在危机后成为应对危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多边平台，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应对危机推动经济复苏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卡斯藤斯取得候选资格，显示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重大事务的时代已经揭幕。
由此，国际组织的代表性的改善应该可以被预期。拉加德在“竞选”拉票时许下承诺，要给新兴市场国家更多IMF的中层领导位子。我们相信，新兴市场国家的诉求不是变相买官卖官，IMF总裁也不像各国总统选举。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IMF组织结构特别是职能与各国政府不一样，新兴市场国家支持拉加德当选的条件也不是简单的官位诉求，国际组织的代表性是发挥“国际组织”全球性作用最重要的方面。国际多元平台包容各种不同制度不同体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游戏规则的改变才是最重要的诉求。
在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规模中占比超过55％的新形势下，我们期待，根据IMF成立之初按照经济实力确定的代表性原则，新兴市场国家能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代表性，加大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接下来，我们对IMF功能和作用能被重新定位应怀着有限的期待。首先期待IMF从改善危机拯救机制、危机预警机制两方面着手改善稳定全球经济的功能。IMF是稳定全球经济的国际性的金融机构。由于对危机的认知局限，对这场由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IMF几乎没有稳定和拯救能力。对希腊债务引发的欧洲债务危机，也因为反应迟钝和没有有效拯救方案，引发一轮一轮的更频繁的波动和全球更大的不稳定。我们不怀疑拉加德会不遗余力拯救欧洲危机，但我们更期待IMF的危机拯救机制能应对发达国家引发的危机，拯救方案不致导致被拯救国更大的经济衰退和社会不稳定，特别是能够一定程度改变用成员国的集资偿付引发危机的发达国家银行的债务的千篇一律的危机拯救机制。
IMF作为国际社会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多是事后危机解救。IMF集2000名经济学家于一体，但几乎没有危机判断能力。不论是对美国引发的全球危机，对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南美危机，都没有事前预警，更没有加强防范。毫无疑问，IMF需要建立全球危机发现和危机预警机制，如果IMF仍然扮演过去那样被动的角色，就失去继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期待IMF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真正看门人，实施国际金融体系的审慎监督。作为国际金融体系守门人，IMF是非常不合格的和不称职的。危机后建立新全球金融体系问题被反复提出。加强金融监管一直是G20峰会关注的重中之重。全球的审慎金融监管已经就场外衍生品监管、巴塞尔协议III、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会计改革达成了共识。IMF是否能承担全球新制度规则的监管职能，是否能改变资本全球流动监管各国为政的状态，维持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公平，世人拭目以待。
另外期待IMF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有限的改革。鉴于拉加德在寻求美国支持竞选时有维持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利益的承诺，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拉加德任期内不可能有大的改变。但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组成和比例在2014年得到调整和变化应该可以预期。至于从根本上防范无序的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制造的危机，恐怕是对拉加德过高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