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海外移民潮所引发的财富“潮涌”正引发各界对中国财富管理的担忧。从劳工移民、留学移民到如今以智富阶层为主力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由于投资成本较低、成功率高、获批较快而成为中国投资移民的首选地。据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统计数据，2009财政年度，通过在美国投资至少50万美元而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即“绿卡”)的投资移民签证获批人数同比增长了3倍。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增长最为迅猛，占比近五成。2010财年，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
招商银行与贝恩资本最新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达73%。其中，约有27%的受访者已经完成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投资移民的受访者占比达47%，中国投资移民的趋势还在加强。
事实上，在国际移民大潮中，近几年中国海外移民呈扩大趋势，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就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而成为最大移民国的同时，中国知识精英的流失也成为全球之首。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107万海外留学生，只有27.5万人回国，而有近四分之三的人才流失海外。
应该说，国际移民与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人才全球化相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更反映了资源全球化配置的需要。然而近些年，中国如此之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所引发的“潮涌现象”值得高度关注，移民潮不仅造成了中国的财富流失、人才流失、税收流失、消费流失，更对中国“橄榄型社会”的建立造成深远的影响。
不断加速的“海外移民潮”与中国“低福利”的大背景有关。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支出（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等）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高达68.8%、58.7%、56.7%和57.1%，而我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别为7.6%、2.7%、4.5%。
然而，对于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倾向和成本而言，投资环境和创业环境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投资移民最主要的还是看重发达国家相对宽松的创业制度环境，美国相对而言是快速发展的小型公司最理想的创业成长地之一。金融危机以后，为提高全球竞争能力，美国采取了诸多鼓励投资政策，如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提供劳务、投资和培训服务等。对于在非中心地区、边远地区和经济开发区投资的企业，美国政府还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与之相比，国内与创业相适应的创业孵化体系、风险投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配与激励制度等一整套的制度结构尚不成熟，体制障碍构成了创业的基本制度性约束。
当前，国内企业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国有资本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垄断和要素控制力，民营资本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红利的减少、劳动力、土地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使得许多行业的利润率越来越薄，一些原本做实体经济的民营资本移民意愿萌生。
因此，对于中国这个向“橄榄型社会”大步转型的国家而言，如何通过更好的机制和更好的福利环境把财富（物质财富和人才财富）留住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议题。对于很多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而言，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应该扩大对内开放，通过制度安排让市场真正发挥其在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中国整体宏观税负，构建有益于民间投资的经济生态体系，把中国的民间财富留住 。
而把人才留住要靠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比如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和“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机制，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加快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教育培训政策，真正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战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