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界、甚至政界有人对“中国模式”过分解读，有人甚至将其标榜为世界发展的一面旗帜，似乎不仅发展国家应该学习这个模式，发达国家最终也要步入这种模式，中国好像要成为救世主了。这种自我陶醉式的心态和“暴发户”如出一辙。
毋庸置疑，“中国模式”是成功的。改革开放32年来，中国年均GDP增长速度达到了10%，GDP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扩大了108倍，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扩大了55倍和43倍，使5亿人、相当于两个美国国家人口脱贫。
但是，这个成功丝毫不能说明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中国模式”，这个成绩应该归功于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轨，归功于对外开放、学习模仿、走了捷径。如果说有“中国模式”，那就是由计划到市场的渐进变革模式，区别于前苏联、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变革。正是由于是转轨模式，且转轨还在进行中，所以，“中国模式”是动态的、变化的，至于改革开放的彼岸是什么运行模式，现在没有人能够知道，连我们伟大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都不知道，还要经过长期探索才能够实现。
有人用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成功来佐证“中国模式”的伟大。这更是荒唐的。从2008年9月份开始，中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反危机措施，通过注入流动性，通过扩大投资，通过政府购买，通过刺激消费，在全球率先使经济走出泥潭，2009年当年就实现9.2%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政府所有应对危机的手段，均是对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实践。但是，凯恩斯理论属于反危机经济学，目前举世公认的支撑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仍然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生病了，生了重病，凯恩斯主义是治病的药方。如果经济没有生病，还吃凯恩斯的方子，结果只能是没病找病。并且凡药皆有三分毒。应对危机，我们用了猛药，这付猛药是有后遗症、是有代价的。我国应对危机的代价不仅是目前作为宏观首要问题的应对通胀，而是政府过度干扰，意味着在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往回走，使解决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这一深层次问题被大大延后。
“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转轨模式，它从两个方面促成了帕累托改进，一个是市场化给个体带来的激励，一个是开放产生的模仿收益。试想，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之后，市场化改革终结了，第一个激励消失；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科技水平已经跨进世界强国行列，没有了学习模仿对象，第二个激励消失。此时，今天的“中国模式”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政府强力主导加上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最终将要让位于市场主导政府服务，并且现在每天都在朝这方面努力。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模式”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