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许多机构认为6月消费物价水平还要创出新高。果若如此，则证明去年10月以来的紧缩型货币政策对目前由食品、输入、工资等由成本端推动的通胀没有效果，而宏观经济理论说明，用紧缩型的货币政策对付由货币过多所导致的通胀，在半年后就应该起效。
虽然用货币政策治不了目前的通胀，但货币紧缩对增长的压制作用仍然是不变的，所以目前的宏观调控格局就是，压不下通胀却压下了增长。去年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率是15.7%，今年头两个月降到14.9%，4月降到14.2%，5月降到13.3%。照这个趋势，6月的工业速度还得降，而由于工业占GDP的45%，工业速度的持续走低，必然会使今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可能会降到9.5%以下。
有人说，6月会是今年通胀的高点。我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的通胀主要是被食品推动。比如5月CPI涨幅是5.5%，但食品涨幅是11.7%，近年来食品价格上涨幅度一直是整体CPI的一倍以上，而食品的核心是粮食。今年开春先是旱灾，5月又转为涝灾，这种灾害性气候对今年的粮食生产构成不利影响，如果夏粮减产，秋粮也减产，那么由食品推动的通胀过程在三四季度都会持续，就不可能低于5%了，特别是到秋粮上市的11月，CPI破“7”也有可能。
宏观调控必须兼顾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平衡，如果为了把通胀压下来就采取更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就会把经济增长率压得更低。当经济增长率在9%以上的时候，为了反通胀采取一些货币紧缩措施可以理解，但到了增长已经下降到低于9%的时候，还要采取更严厉的紧缩措施，可能会导致增长出现问题。
必须看到，年初以来经济增长率的节节下滑，不仅是宏观调控的效果，也有经济增长内生的原因。有人说，去年的投资增长率是23.3%，今年前5个月已升到25.8%，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内生需求仍很强劲，也是通胀不断走高的原因，所以还要继续实施从紧方针。我认为，这样看问题不准确。因为人们经常说的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不能代表需求。当统计局报出这个数据的时候，这个投资作为需求的身份已经不存在了。另外，一项被完成的投资就是生产能力的供给，所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高增长，更多地是反映供给能力的高增长，而不是需求的高增长。换句话说，投资完成额是投资需求的“滞后”指数，是新增生产能力的“先行”指数。这是由投资先是需求、后是供给的特性决定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投资完成额出现高增长的时候，应当首先想到的就不应当是需求的增长，而是供给的增长。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资指标中还有两个是能够反映投资需求的，一个就是“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这个指标反映的是当前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需要的投资总额。去年施工项目总投资额增长率是26.8%，今年头2个月下降到21.4%，4月末下降到19.1%，5月末又下降到16.5%。
用去年的投资完成额代表建设能力，其与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的比例，大体可反映出目前的在建项目在目前施工能力下还可以干多长时间。比如，2007年是上一轮经济增长高潮的末尾，当年1-11月份累计在建的施工项目总投资是24.1万亿元，而上一年的投资完成额是11万亿元，也就是说到2007年末的在建项目如果没有新投资发生，也需要2.2年才能完工，但到2010年11月末，投资完成额与施工项目总投资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7，而今年前5个月下降到1.5，或者说如果没有新项目大批上马，以目前的投资项目，再有一年半就全部完工了，或者说到一年半以后投资就会“零”增长。
另一个能够反映未来投资需求的指标，是“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如果这个指标是在高增长，则未来的投资需求就是走向高涨，反之则是走向低落。2009年上半年，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高达93%，反映了当时10万亿元贷款和4万亿元财政资金对扩张投资需求的巨大推动力，但到去年前11个月下降到25.8%，到今年5月末又猛降到只有6.3%。如果用PPI代表投资价格指数，今年前5个月已高达7%。所以，新上项目投资的实际增长率到目前已经是负值了。
如果从需求角度考察投资，投资完成额就是投资需求的“减项”，而新上项目投资就是投资需求的“增项”。正是由于去年以来投资完成额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新上项目投资的增长速度，才使得在建的施工项目总投资从去年11月末的49.8万亿元，减少到今年5月末的42.3万亿元。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消费比重不断降低，投资需求始终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体，而投资需求的回落，不仅有宏观调控的原因，更多的恐怕还是在全面过剩的背景下，市场对投资的压抑。如果不是在2009年以来的反危机行动中，国家通过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平台投资了大量项目，中国也不可能率先走出这场全球性经济衰退。然而，当扩张性干预措施退出，在过剩的背景下，市场化投资主体仍不愿跟进，投资回落就是必然趋势。
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收缩也表现在库存的变化上。企业库存分原料与成品库存两部分，这两部分库存发生增减变化的意义是不同的。如果原料库存增加，说明企业看好市场前景，有扩大生产规模的倾向，若是成品库存增加，则说明市场需求萎靡不振，企业产品滞销。去年初以来，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输入型通胀的影响，原料价格持续上涨，而且市场需求较旺，所以企业都倾向于增加库存以防止今后原料更大幅度的上涨。这表现为去年前11个月的企业存货增长高达30.9%，比去年的现价工业增长率高出12个百分点。而由于市场销售通畅，企业的产成品库存去年1-11月只增长了11.2%，比同期现价工业增长率还低7个百分点。但到今年一季度，存货增长率仍在高位，达28.8%，反映了通胀对企业增加原料库存的压力仍没有消失，而同期的产成品库存大幅上升到23.2%。这就不是好的征兆，反映了今年一季度以来企业已经开始出现滞销，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必然会出现新一轮的企业“去库存化”，会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
从消费需求的增长态势看，也不很乐观，去年实际消费增长率是15.6%，已经下降到今年5月的10.8%，说明分配机制至今仍没有什么改善。因此，对今年就能成功转向由消费需求主导内需扩张不可寄予太大希望。
我还是坚持以前的看法，即中国经济从今年起将进入连续三年的下行期，今年经济增速会在9%，明年可能降到8%，后年降到7%甚至更低。从宏观调控看，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到9%以下，四季度可能会降到8.5%以下，从而使宏观调控的重点从反通胀重回保增长，这个转向的时点可能是在9月或10月。因为宏观调控当局对通胀与增长的表现还需要观察，直到三季度增长率已经确定会低于9%，才可能进行调控重点的调整。
有人说，加息不止是为了压制住通胀，也是为了制止出现“负利率”，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这样的观点我也不同意。去年招商银行的报表说明，其占客户总数仅1.5%的“金葵花”客户，所拥有的资产占招行全部客户资产总额的67%，这就是一个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的写照，所以如果用提升利率的办法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实际上是主要保护了富人的利益。
我反对用利率政策反通胀，并不是认为不需要治理通胀，更不是认为通胀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是因为用货币政策治不了目前类型的通胀。所以，应该转变治理通胀的手段，就是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比如将财政补贴与通胀率挂钩，对中低收入人群实施反通胀补贴。
我们用不着担心食品、工资和输入等成本推进型通胀会发展到失控的程度，因为只要是成本推进型通胀，就不会演变成恶性通胀。比如，目前推动消费物价上升的最大因素是食品物价上涨，而食品物价的上涨是因为人地矛盾日趋严重。但是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耕地面积的减少，每年都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变化率，这与广义货币M2动辄20-30%的增长幅度是完全不能相比的。因此，恶性通胀只会出现在人为的货币过度超发环境下，而对由自然因素所导致的通胀过程是不必过度恐慌的。我个人观点是，中国目前由食品、工资与输入所形成的通胀，一般情况下会导致年均6%左右的水平，而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通胀率在7%以上，我们不是也走过来了？
纵观美、日、欧经济，目前面临的麻烦一个比一个大，而且严重缺乏摆脱这些麻烦的办法，但中国不同，中国所面临的麻烦是体制与城乡差距所导致的分配矛盾。由于中国经济仍然蕴含巨大的结构调整空间，因此中国经济通过根本性调整，仍有保持长期较高增长率的前景。对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