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困局 不妨“控投资+升息+放松量化紧缩”
2011-06-29   作者:刘煜辉(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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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煜辉

  6月猪肉价格冲顶、早稻减产,新涨价因素没有理由会显著低于前4个月。6月CPI应该会超过6%,而CPI涨幅是否能降下来要等到8月。
  另外,实体经济数据已经疲软——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持续偏低。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增速比4月回落0.1个百分点。1-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0%,增速比1-4月回落0.2个百分点。从环比看,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3%,是2009年中期以来的最低值。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为16.9%,扣除5.5%的通胀率后,实际增长11.4%,创金融危机以来新低。
  固定资产投资却仍在高位。1-5月,固定资产投资90255亿元,同比增长25.8%,地方项目投资84584亿元,增长28.0%。同期,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8737亿元,同比增长34.6%。从中可以看出,地方投资冲动和房地产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一方面,宏观当局总是想利用政府投资(包括保障房建设)来平滑实体经济疲弱;另一方面,通胀高企下的量化紧缩,使得实体融资成本大幅抬高,越来越挫伤供给面,又将增加未来通胀压力。未来将不会有充足的产品和服务来吸收货币,通胀真正降下来要靠供给改善和经济效率的提升。
  如此,产出虽然减速缓慢,但价格下降也会非常慢,甚至可能不会出现明显拐点。这就是目前市场一直在担心的“滞胀”形态。
  中国应该寻求更现实的调控结果实现“双降”,即总需求和价格一起下行。
  目前企业面疲弱有需求的因素。过去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的需求是以巨大的信贷泡沫而非收入增长来维持的,金融危机终结了这种模式。2009年中国出口恢复性增长是西方发达国家高赤字支出的结果。现在西方国家公共债务危如累卵,纷纷削减财政赤字,未来几年中国的出口疲态难以避免,但企业面临的更大困境来自成本高企压力。
  缓解这些压力的现实路径唯有政府投资显著减速。在过去两年中,新开工的计划投资规模已累计达经济总量的1.2倍。而后续还有3500万套保障房建设、水利投资和各地对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如火如荼的投资热情,预计这个数字还会扩大。
  十二年前,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较小,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开发的土地以及自然资源,可以通过大兴土木来实现高速增长。而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资源、环境、人口等不可逃避的大限和全球经济疲软,中国应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平稳与和谐。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为什么非要把十年的事都集中在五年内完成呢。转换一下思路,应该把现在五年的事放到八年甚至十年去完成,以时间换空间。
  当中国政府投资开始显著减慢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下跌30%-50%。我们不要把主动减速的冲击想象得多么可怕,这是一个习惯性误区。
  经济的实体化越高,抗冲击的弹性越大,中国是有强大制造部门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弹性在主要经济体中应该是最高的一个(上世纪90年代危机冲击后的韩国能迅速恢复而今天的希腊却不能,就是这个道理)。随着流动性退潮,成本下去了,制造业部门竞争力变强,经济承压后很快就能恢复均衡,对企业家精神激发是有利的,对就业也是有利的。而不是被成本逼迫着用机器替代人工,甚至干脆离开实体。
  中国不可能靠投资解决就业,未来中国充分就业的实现要靠产业结构升级和延伸,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现在的制造中心的格局进化为运筹中心的格局。相反,如果公共部门能够让出部分资源,私人部门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自由空间,对就业市场是非常正向的。
  随着成本下降,私人部门产出改善,反转过来又能减小政府投资减速的冲击。
  中国投资减速对美国政策选择可能也会产生正效应。今年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由前一季度的3.2%大幅回落至1.8%。二季度,从制造业指数、消费者开支到房地产市场,所有数据走势均不乐观,主要是因为油价起来了(5月通胀率达3.6%),抬升了企业成本,抑制了家庭消费。如果油价大幅回落,美国第二轮量宽结束后,观察间歇期也能长一点,这样为中国宏观政策调整赢取了时间。
  对于政府投资的约束,中国经济的行政优势能发挥作用,在建的政府项目按照轻重缓急,能停的先缓建一部分。由此产生的财务成本对于一个拥有百万亿规模资产的强政府经济体而言,完全可以用“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来处理。
  货币政策要逐步退出量化紧缩的轨道,尽快实现一个正常的利息率水平。当下最敏感的利率群体是资产部门。通过上抬中长期利率,引发资产价格下行对地方政府投资和财政需求的约束是最直接的。从经济逻辑上看,加息是改变货币条件,货币条件决定资产价格,而资产价格实质性地决定信贷条件的松紧。一块地过去估值1亿,放贷8000万,今天估值3个亿,同样一个抵押物从银行借出的钱是2.4个亿。对于这个经济体中拥有抵押物的群体而言,这意味着经济学意义的资金成本大幅降低。反过来,当货币条件收紧,引致资产价格下行,即便没有信贷额度的控制,对于政府投资冲动的约束也是实质性的,资产价格下行而致真实杠杆率上升,借贷人的能力才能被限制住 。
  在我看来,在严格控制政府投资的条件下,大幅升息和逐步放松信贷配给制的政策搭配是缓解今天困局的现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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