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这套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中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演进轨迹，与改革实践的不断拓展相辅相成。在这一框架下，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并以一个个新纪录诠释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旨大义。
张卓元，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这位得到孙冶方先生真传的学者被称为“经济改革稳健派”，早在1993年，就应邀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继而参与党的十五大及十六大的报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等。几乎见证和参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全过程。
在即将到来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经济参考报》记者来到位于月坛北街的社科院经济学所，在一间几乎被书籍资料堆满的办公室，拜访了这位经济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
清瘦高挑，略带些梅州口音的普通话，年已78岁的张卓元先生总是那么温文尔雅。慢声细语之中，一幅标注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图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经济参考报》：有学者认为，基本实现全国统一和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两个最大的历史性贡献。改革开放真正使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对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特别是拉开了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业的大幕。作为这场伟大改革的亲历者和深度参与的学者，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创建到最终确立的历程一定有着比一般人更准确、更概括的描述。张老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的创建大约经历了多长时间呢？
张卓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创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实现的。第一步是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第二步是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第三步才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第一步，改革开放初期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1979年4月在江苏无锡举行了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主题是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参加讨论会的有300多人，我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大会发言，会议收到论文上百篇，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观点，包括：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调节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起调节作用，竞争是其内在机制。企业是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主张逐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80年1月，蒋一苇进一步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主张对现有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第二步，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这是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决定性步骤。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多年的争论作了总结，以党的决议的形式，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第三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9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经济参考报》：在今天大多数人看来，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中，社会主义就应该是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走市场经济道路就是离经叛道。
张卓元：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把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计划或市场，说成是区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标志，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这种认识，完全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就有一批人写文章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持反对态度，争论是蛮激烈的。比如，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参加起草工作的五位同志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针对近几年在经济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强调市场调节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主张提出批判。1982年8月，胡乔木同志批转了这封信。自那以后，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学术报刊上出现了不少批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文章，而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文章销声匿迹。但是，真理的声音是压不下去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冲垮了这些理论框框。1983年以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以其更强烈的现实背景、更充分的理论论证，重新登上中国的论坛，吸引着千百万人的注意。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多年的争论，作了总结，以党的决议的形式，肯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使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就在经济理论界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改革的大幕已经在农村和城市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广泛出现“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开始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大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20世纪80年代另外一项改革是放开一些商品的价格。其结果是，只要放开哪种商品价格，哪种商品就像泉水般涌流出来，“放到哪里活到哪里”。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看见了市场的“魔力”。
《经济参考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确立以后，改革的步伐没有就此停步，经济学家们继续探索，积极推进下一步改革。但是，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我们还清晰地记着，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针对市场发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怀疑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声浪此起彼伏。请您谈谈当时的一些情况。
张卓元：20世纪80年代末，有的经济学家对市场取向改革表示怀疑或否定，主张从“市场取向”转为“计划取向”，调子最高的是“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市场化”就是“自由化”，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等。由于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也由于1990—1991年邓小平几次讲话，明确指出不要以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等，这场理论争论不久就平息下去了。
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他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看法。同年9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标志着对经济改革理论的认识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和党的强力推动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步步深入。举其要者有：19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1992年以后个体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利用外资有了很大发展，1994年分税制改革，20世纪末开展的以明晰产权为中心的集体企业改革，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以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2003年以来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并要求逐步做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20世纪末开始的农村综合改革，近两年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等。
《经济参考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您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张卓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和国有制是难于同市场经济结合的。改革开放后，各方面都在努力寻找能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公有制和国有制的实现形式。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终于找到了能够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股份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就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中国国企改革实践证明，将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为现代公司，其中重要的企业实行国家控股(个别的还可国有独资)，就可以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公司接轨。可见，通过股份制，使我国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找到了一个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
《经济参考报》：改革开放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国的改革发展从低到高、从模糊到清晰、从犹豫不决到坚定不移，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留下了探索的足迹。您能为我们简要归纳一下吗？
张卓元：我认为，改革发展的过程大概可以归纳为四个阶段：1984年前是第一阶段，引入市场机制，比较重要的标志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放开等措施。
1984—1992年，作为第二个阶段，继续沿着这几个方向发展，在对外开放方面进一步发展，兴办特区和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外贸发展，外资利用，包括市场体系的建设，分配方面打破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比较重要的标志是积极要求加入世贸组织，国有企业引入现代企业制度，生产资料价格商品价格并轨，分配方面肯定了资本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法性，开始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以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改革开放取得明显成效。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各个方面的要求，改革发展进入第四阶段。但是从现在看来，2003年以后，因为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从中央到地方全部精力都专注于增长，改革攻坚比较迟缓。
《经济参考报》：改革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和磨难，走到今天仿佛已经进入了一个“深水区”，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越来越大，刚才您也提到近几年改革尽管在某些方面有所进展，但在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未能有大的突破进展，需要深化改革。您认为，接下来改革重点应该放在哪些方面？
张卓元：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国要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离2020年只有9年的时间了，时不我待，建议及早做一个改革攻坚是新体制的规划，包括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志有哪些，还有哪些改革攻坚任务，“十二五”期间需要推进那几块改革攻坚，等等。我个人感觉，前几年改革进展不够理想，如果不再抓紧，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上述目标有可能落空或有大打折扣的危险，经济发展方式也很难转变过来。
现在看来，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只局限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应推进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说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可惜自那时到现在，除理论界外，已很少有人再提这个重要判断了。
改革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因而难度很大，不少改革真是要攻坚。由于需要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有些改革还要触犯一部分既得利益，因此需要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需要排上国务院的议事日程，单靠国家发改委或发改委体改司推动是不够的，也是很难的。
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建议改变地方规划在前，国家规划在后的体制，改为国家规划在前、地方规划在国家规划确定后再来制订的体制，以发挥国家规划对地方规划的指导作用。其次，为提高国家规划的权威性和对实际经济运行的指导性，不要规划制订以后就放在一旁。既然是约束性指标，就不能只当摆设，而要认真落实和监督检查。特别是全国人大要加强这方面的检查工作。国家的年度计划要根据五年规划来制定，不要像过去那样，连提都不提。将来，最好能通过立法进行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在社会上和理论界分歧最多、争议最大，有几年在“两会”前后几乎都掀起过大的争论，可见国企改革的困难和复杂。我的认识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国企改革的部署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方向是正确的，应予充分肯定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国有经济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有企业竞争力得到加强，国有资产总量也大幅度增加。所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总的看是成功的，不容否定的。
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我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提出了几个观点。一是在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过程中要继续适当收缩战线，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加强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即使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率降到20%，只要能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仍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就足够了。二是要着力加快中央企业改革步伐，特别是大力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改变迄今为止大量特大型中央企业仍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和国有独资状况，积极引进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改善产权结构。三是认为将来保留国有独资和控股的主要是百家左右的中央企业，它们是国有经济的主干，各省市分别保留二三十家大中型有优势的骨干企业。四是主张加快推进和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不仅在非自然垄断性业务中要放开市场准入引进新的厂商，而且即使属于自然垄断性业务，也可通过特许经营权拍卖等方式使其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与此同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五是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后，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将迅速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将逐渐成为大中型企业的主要形式。
张卓元，1933年7月生，广东省梅县人。1944年9月～1950年7月在广东省梅县梅州中学学习；1950年9月～1953年7月在广州市中山大学经济系学习；1954年7月于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系毕业，1954年9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先后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经济研究》编辑部编辑、副主任、主任。1983年7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财贸经济》主编。1993年12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5年9月—1998年10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主要社会兼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中国价格学会、中国物资流通学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
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掌论文奖、著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1984年以来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次决定摘录：
一、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4年10月20日)
我国建国三十五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
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增强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具有一定权利义务的法人。
二、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10月12日)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三、十五大提出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7年9月12日)
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
四、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2年11月8日)
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
———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二〇二〇年力争比二〇〇〇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
五、十七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7年10月15日)
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