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网

　　编者按：为纪念建党90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解放思想、创新理论和发展经济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本报从今天起到7月1日，重点推出对刘树成、张卓元、高尚全等著名经济学家的专访。

　　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90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最初只有几个人的革命小党逐步发展成为拥有8千多万党员的执政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如何在一个全新的体制下熟练地、正确地驾驭中国经济这艘大船，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公海——国际市场上顺利前行，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个严峻的考验。近日，《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了曾经多次参与党的重要会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刘树成研究员。在我国经济学界，刘树成以研究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著称，是我国数理经济研究领域的开创性人物。来到位于北京潘家园的寓所，刘树成已经分门别类为记者精心准备了一系列图表和资料，标上编号，整齐码放在写字台上，一如其治学做人的严谨和认真。寒暄未已，他开宗明义，用“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比喻党和政府几十年来在实践中学习和利用经济规律，成功管理宏观经济、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平稳发展的历程。

中国经济已经走上复兴之路

　　《经济参考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快速稳定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崛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按照您的理解，中国的崛起应该做怎样的描述和历史定位？
　　刘树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安杰尔·古里亚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经典之作《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第二版的序言中写道：“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所处的时代时，可能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像中国的崛起那样引人注目。可是，当他们进一步放开历史视野时，他们将看到那不是一个崛起，而是一个复兴。昔日中国曾经享有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殊荣，那不过就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
　　按照麦迪森的研究和分析，中国经济在古代汉朝、宋朝，到明朝，一直领先于世界。直至1820年清朝嘉庆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份额位居第一，达到32.9%的顶峰。只是从1840年之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份额降低到4.5%。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60多年的艰苦奋斗，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更可以用惊艳来形容，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上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认同安杰尔·古里亚和安格斯·麦迪森的说法，中国的崛起的确“是一个复兴”，我们已经走上了复兴之路。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

　　《经济参考报》：您是国内研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方面权威的专家，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您就密切关注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周期并做过充分研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在您看来，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有什么规律吗？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波动周期？每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刘树成：新中国走过了60多年历程。6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角度来考察，也经历了一轮高低起伏的波动。
　　1950、1951、1952年，经过三年努力，国民经济迅速恢复。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由此也开始进入经济的周期波动历程。到2009年，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10轮周期。2010年，进入了新一轮即第11轮经济周期。
　　第一个周期：1953—1957年。
　　1953年是“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当时没有经验，向苏联学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很大，经济增长速度很高(GDP增长率达15.6%)，立即遇到供给面的三大“瓶颈”制约：一、生产资料供给紧张；二、工业消费品的供给紧张；三、自然灾害严重，粮食供给紧张。由此，经济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1954年、1955年经济增长减速。1956年经济增长再次加速(GDP增长率达15%)，再次受到三大“瓶颈”制约，1957年又不得不减速。
　　第二个周期：1958—1962年。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以“快”为中心的“大跃进”，使经济增长率一下子冲高到21.3%的顶峰。超高速的经济过热增长，伤害了整个经济发展的机体，打乱了经济正常运行的秩序，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又遇到生产资料、工业消费品、粮食这三大“瓶颈”制约。由此引起全面短缺，高速增长难以为继。随后，1960年、1961年和1962年的三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落，均为负增长。这第二个周期，是一个典型的“大起大落”，形成一个深深的“大峡谷”。对此中央提出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第三个周期：1963—1968年。
　　调整之后，1964年经济增长又出现18%左右的高峰。60年代初，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苏关系破裂，国防建设进入前期高潮。1966年5、6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随后，1967年、1968年又陷入低谷，出现负增长。形成第三个周期。
　　第四个周期：1969—1972年。
　　国防建设进入后期高潮。标志性事件如1969年3月中苏边境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1970年，经济增长再次冲高到19%左右。1972年又回落下来。形成第四个周期。
　　第五个周期：1973—1976年。
　　随后，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后期。1973年，经济增速略有回升，1974年又掉下来(1974年1月，批林批孔)，1975年略有回升(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1976年又掉下来，为负增长。1976年初，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两个小波动组成第五个周期。
　　第六个周期：1977—1981年。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全国上下“大干快上”的热情很高。1978年GDP增长率上升到11%以上，有些“过热”。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1980年、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调整。
　　第七个周期：1982—1986年。
　　1984年，在农村改革、城市改革推动下，GDP增长率上升到15%左右。为治理“过热”，1986年经济增长率又回调。这是第七个周期。
　　第八个周期：1987—1990年。
　　1987年、1988年，经济增长率又上到11%以上。同时，物价(居民消费价格)上升到18.8%。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物价上涨的第2个高峰。随后，治理整顿，GDP增长率回调到1989年的4.1%和1990年的3%左右。这是第八个周期。
　　第九个周期：1991—1999年。
　　1991年，经济回升。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又快又好”。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然而，由于当时改革开放才十来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转型，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片面追求速度的弊端还没有被克服。经济增长很快冲到14.2%的高峰，出现经济过热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一再强调：“更好地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进一步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目标任务贯彻好、落实好，确保经济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充分调动、保护、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在“又快又好”思想指导下，1993年下半年至1996年，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大幅度地降低了物价涨幅(物价在1994年上升到24.1%)，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随后，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克服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1999年是第九轮经济周期的谷底年份，经济增长率为7.6%，结束了第九个周期。
　　第十个周期：2000—2009年。
　　从2000年起，进入第十个周期，到2007年，经济增长率连续8年处于8%以上至14%的上升通道内。2008年和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着国际国内四重调整的叠加，即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后的调整与国内经济周期性的调整相叠加，与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美国经济周期性衰退和调整相叠加，与美国次贷危机迅猛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带来的世界范围大调整相叠加。2008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9.6%。2009年，回落至9.2%，完成第十个周期。
　　2010年，GDP增长率回升到10.3%，高于2009年，从而进入新一轮即第十一轮经济周期。

30年“高位平稳”发展的中国经济

　　《经济参考报》：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周期运动变化频率很大，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走势一直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历史上那么明显的波动。我们还记得，在您所说的第十个周期开始之初，您和新华社李长久等学者曾成功预测中国经济将进入一轮经济增长的“长周期”，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并指示当时由您任所长的社科院经济所组织讨论和研究，为此经济所曾和经济参考报合作共同组织过研讨会，经济参考报理论周刊用多个版面专题报道了专家学者们的发言。您能为我们的读者专门介绍一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吗？
　　刘树成：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经济所和经济参考报有很好的合作传统，有过多次愉快的合作。
　　那么总的看，改革开放30年多来，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呈现出一种“高位平稳型”的新态势。这种新态势表现为五个波动特点：
　　第一，波动的强度：理性下降。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高峰从前面几个周期的20%左右，回落到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11%至15%左右。进入新世纪后，在第十个周期，峰位控制在14%。
　　第二，波动的深度(波谷的位置)：显著提高。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低谷在前几个周期经常为负增长，而改革开放之后，每次经济调整时，经济增长率的低谷均为正增长，再没有出现过负增长的局面。
　　第三，波动的幅度：趋于缩小。每个周期经济增长率的峰谷落差由过去最大的近50个百分点，降至改革开放之后的6、7个百分点。在第十个周期，峰谷落差仅为5个百分点。
　　第四，波动的平均高度：适度提升。1953年-1978年(以1952年为基年)的26年中，GDP年均增长率为6.1%；1979年-2010年(以1978年为基年)的32年中，GDP年均增长率为9.9%，比过去提升了3.8个百分点。
　　第五，波动的长度：明显延长。在前8个周期中，周期长度平均为5年左右，表现为一种短程周期。而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在第9、10个周期中，周期长度延长到9-10年，扩展为一种中程周期。特别是在第10个周期中，上升阶段由过去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二年，延长到8年，这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

调控中摸索宏观管理经验

　　《经济参考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法越来越娴熟，节奏越来越稳健，更加注重经济和法律等手段的结合使用，那您认为党中央、国务院调控宏观经济有哪些基本经验？
　　刘树成：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为主要内容的间接调控体系建立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取得了积极成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由于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节奏和力度，采取一系列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迅速扭转和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不断得到巩固。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主要包括：
　　第一，坚持运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两种手段。要坚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把握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策高效、组织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第二，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内在统一。要围绕改善民生谋发展，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持久动力，着眼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第三，坚持处理好短期目标和长期发展两方面关系。宏观调控中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既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应急之举，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长远之策。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处理好短期目标和长期发展两方面关系的核心。为此，必须坚持把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作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动力。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是搞好宏观调控的重要保障。要加大改革力度，努力突破体制障碍，逐步形成科学发展的体制保障。
　　第四，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中央要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地方的意见建议，见微知著，科学民主决策，帮助和指导各地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提高政策和决策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增强地方和企业的信心。各地方各部门要从大局出发，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创造性地加以落实，因地制宜地做好工作，在全国上下形成科学发展的强大合力。
　　第五，坚持宏观调控与微观监管相结合。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属于微观经济管理范畴，是与宏观经济管理对应的重要经济职能，虽然不属于宏观调控的内容，但与宏观调控具有相互配合的作用。在我国，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相对应，市场监管体系也逐步建立健全，形成了包括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在内的基本框架。
　　第六，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内需和外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都十分重要、不可或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方针，坚定不移地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快形成内需和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要坚持立足国内、以我为主，把政策着力点放在全面扩大国内需求上，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回旋余地大、内需潜力大的优势，有效弥补外需缺口；同时，又要坚持扩大开放，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认真实施稳定外需的政策。全面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发展要求，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上述经验对于我国进一步实施好宏观调控，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人物简介

　　刘树成，男，生于1945年10月。1985年8月-1998年9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8年10月～2008年1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多次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工作。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
　　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1993年)、第二届(1996年)优秀科研成果奖，第六届(2007年)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6年)；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五届作品奖(1996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七届(1996年度)、第八届(1998年度)、第12届(2006年度)论文奖，俄罗斯康德拉季耶夫金奖(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