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性、客观性是智库立足的基石，只有具有充分独立性的智库，才能有效突破思想在体制内部的自我循环。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于25日-26日在北京举行。
21世纪是中国崛起的世纪，崛起的中国需要拥有众多的世界级水平的现代“智库”，而独立性应成为每个智库追求的共同价值。
伴随着全球进入信息、知识社会，智库时代似乎也正在加速到来。
去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9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全球共有6480家智库，分布于169个国家，其中北美洲有1912家（占比30%），欧洲有1750家（占比28%），亚洲有1183家（占比19%）。
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水平最高的智库，比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基金会、传统基金会等，智库的触角和影响力正超越国界影响到全球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各个角落。
事实上，智库的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几千年以来，从古代的“军师”、“谋士”开始，中国并不缺乏官方的“外脑”或是“智囊团”。
但是，有公共性质的现代智库却是西方的产物。在欧美国家，智库是一种存在于政府、社会、学术界之间作为第三方提供储备性政策以及长远战略规划的公共智囊团。
独立性、客观性是智库立足的基石，只有具有充分独立性的智库，才能有效避免揣摩上意的倾向，突破思想只在体制内部的自我循环。美国的布鲁金斯能够成为一个顶级智库，关键在于它一直坚守三个核心价值：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
高度的独立性也来源于国外智库的财政来源独立，国外智库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而不是单纯依靠政府拨款或是企业赞助。
这些给中国的智库发展以非常大的启示。中国目前的各类智库大部分是官方和半官方的智库，过多依附于体制内循环的智库发展模式必须被打破。
要培育真正有独立性的中国智库体系，要让具有不同背景的各种智库，包括半官方和民间的智库，在一种平等的环境中共存，才能提供多元的政策思想，为决策者提供理性政策的备选方案库；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基础来保障资金的多渠道来源，包括政府研究基金、民间资本捐助以及社会公益基金等，从而使民间智库资金来源保持相对稳定和多元化；同时还要建立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尤其要建立政策分析市场 。
公共政策体系可能是下一步中国改革的重点。未来政府需要加大对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治理的咨询与采购制度，让智库在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