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没有外来人员的倾情建设，就没有城市的发展繁荣。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外来人员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都已载入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史册。这一发展事实雄辩地说明，正是打破了地域限制，人的创造活力才极大地被激发出来。
　　人口流动也是神州大地上引人注目的时代风景。冲破户籍束缚的人们，越来越充分地获得了流动、工作、生活的自由。越来越多的城市，悄然撤走了横亘在城市人口与外来人员之间的户籍樊篱，赋予他们同等的待遇，给予他们同等的服务。越来越多的城市决策者，重新定义城市人概念，愿意在这座城市栖居，就是在为城市创造财富，就是城市的主人。人口加速流动与融合，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在全国范围内配置，以及为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乃是一种时代大势，也是城市的发展潜力与后劲之所在。
　　从这样的大势看，再把户籍作为城市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砝码，不仅越来越与人口频繁流动的现实相脱节，也有悖于现代社会管理的理念。除了一些特大城市面临户籍管理的两难困境之外，大多数中小城市都在顺应时代大势中陆续实现轻盈转身，赢得了城市发展的新机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中小城市仍然极为看重户口管理制度，甚至把户口作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一种重要奖励，其管理理念与思维方式就显得囿于传统，与时代大势越来越不相适应。
　　一些城市户籍之所以坚硬地存在，乃是因为户籍上附着了可观的待遇福利。它像一道樊篱，把城市人口与外来人员分割开来，外来人员再怎么艰苦地奋斗，为城市创造可观的财富，也还是被户籍分出了个内外有别。在这些流动人员心里，就始终有一种隔膜，觉得自己再怎么爱城市，城市也不怎么爱自己，而是始终视自己为外人。显然，伴随着这种户籍制度，在某些地方就衍生了一道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社会墙”，增加了一道外地人与城市及管理者之间的“不信任墙”。
　　应当承认，一些城市的户籍制度形成有相当长的时间，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约束也是潜在而深刻的。要想一夜之间撤掉这道樊篱，不仅会一时令一些人难以转过弯来，也会带来一些转型变革的阵痛。但至少，我们应当朝着撤掉樊篱而努力，逐步削减户籍在社会管理中的权重，而代之以新型的社会管理方法；逐步减少户籍上附着的利益，而代之以新型的调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利益激励机制。
　　事实上，坚定地朝着目标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将不仅有利于释放城市发展进步的动力，还能在把各方利益损失降到最低的同时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与普惠，极大地减轻“硬着陆”带来的剧烈冲击。而文明的理念，必将最大程度地凝聚城市不同群体之间的共识，消弭误会与隔阂，增进理解与融合。
　　我们应当朝着撤掉樊篱而努力，逐步削减户籍在社会管理中的权重，而代之以新型的社会管理方法；逐步减少户籍上附着的利益，而代之以新型的调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利益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