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中国财政透明度2011》。该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31个省级财政透明度百分制得分为23.14分，相较2009年、2010年的21.71分、21.87分，进步非常缓慢。从部门角度看，交通部门得分最高，工商、地税、环保、卫生、教育、财政等部门居中，人大、政协、国税得分最低。（6月19日《北京青年报》）
　　这项由研究机构进行的省级财政透明度调查，依据的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的“依申请公开”原则。研究者将调查问卷寄给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财政厅、社保中心和国资委，根据答复情况进行研究、评估，最后得出财政透明度的分值。按照《条例》的规定，调查涉及的财政收支情况，其实大多都是政府部门应当“主动公开”的内容，但面对研究机构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一些地方和部门表现得十分消极，甚至以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加以拒绝。这说明，当前公共财政透明度偏低，财政收支信息公开进展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关财政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对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也并未严格追究，有关部门违法违规的成本太低，因此履行财政信息公开职能的压力不大，提高财政透明度的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
　　分析这项省级财政透明度调查三年来的数据变化，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些省份开始得分较高，后来却急剧下降，如福建省在2009年和2010年都名列第一，且分数远高于第二名，到2011年却跌至第22名；一些省份开始得分较低，后来迅速攀升，如新疆在2009年、2010年分别居第15名和第28名，2011年一跃升至第一名。这种排名变化的“无序状态”，表明经过这几年的努力，省级财政信息公开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如果缺乏刚性的法律约束，一些政府部门只愿意在这个水平范围内徘徊、“试探”，而不会主动加大财政收支信息公开的力度，不会力求在提高财政透明度上有所突破。要进一步推动财政收支信息公开，亟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有关部门履行财政信息公开职责施加更严格的约束。
　　目前看来，完善法律法规主要有两种思路，一个是修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条款，另一个是修订《预算法》的有关条款。按照前者的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的履职机关，也是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严格说来，各级人大、政协、司法机关不是行政机关，有理由拒绝公开自己涉及的财政收支信息——虽然人大、政协、司法机关的经费由政府财政部门拨付，可以视为财政部门履职过程中掌握的政府信息，但财政部门对此一般只能公布一个“大数”，人大、政协、司法机关仍然可以拒绝公开细化的财政开支。
　　不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无论如何修订，都难以扩大“政府信息”的范围，所以，更有保障的思路是修订《预算法》，规定包括人大、政协、司法机关等在内，所有涉及公共财政的公权机关都必须公开财政收支信息（涉及国家秘密者除外），违反者须严格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预算法》的法律阶位高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如果《预算法》能规定到这一步，除确需保密外，有关部门将再也拿不出拒绝财政信息公开的理由。只有以完备明确、严格究责的法律法规，令有关部门在财政信息公开履职上生发出更大的压力和动力，才能推动财政信息公开工作全面深入进行，为提高公共财政透明度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