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俗称的“三荒、两高、一低”(用工荒、钱荒、电荒，高成本、高税负，低利润)，近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正遭遇比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更为严峻的生存危机。上月举行的“2011陆家嘴论坛”上，浙江中小企业协会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出言令四座皆惊：如果紧缩政策不改变，今年下半年至明年春节前后，预料有40%的中小企业会停工或者半停工，甚至倒闭。
　　从一些媒体的调查来看，至少到目前为止，断言中国民企将出现大面积破产潮，似乎有些危言耸听。6月7日的《人民日报》专门发表报道称，今年浙江省倒闭的企业并没有显著增加。报道援引浙江省工商局提供数据显示，事实上，今年以来浙江企业的绝对数量不减反增。不过，巨大的危机显然是存在的。包括《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在内，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的媒体都已经关注到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新一轮困境。
　　这种困境的最直接原因当然是融资难，也就是所谓“钱荒”。连续3个季度以来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得许多民营中小企业几乎不可能再从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得到融资，它们不得不转而借助地下借贷市场，这又推动民间借贷的利率也水涨船高，据说，温州有些地方地下借贷的年化利率甚至已达到100%-120%。
　　雪上加霜的是今年提前到来的“电荒”。为了对付几乎每年夏天用电高峰时都要出现的电力紧张，珠三角的加工业厂商们普遍配置了后备发电机，确保在电力供应暂停时工厂仍能继续生产。谁都没想到，今年它们那么早就派上用场，而且持续那么久。但据路透社6月2日的一篇报道说，目前东莞的市电每度约0.9元人民币，而厂商自备的燃油发电机的发电成本却超过每度2元人民币！业界预期，未来数年珠三角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中小厂商经不起考验而要收缩业务甚至结业。
　　此外，“民工荒”所导致的薪资成本上涨又从另一方面对民营企业形成了巨大压力。按照广东和浙江的一些中小企业主的说法，过去3年来，他们给工人加薪的幅度基本上每年都要达到20%左右。《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调查报道说，温州一家企业，2011年的人力成本支出比2008年猛增了60%多！
　　当然，还有通货膨胀造成的厂房(店铺、办公楼)租金、原材料价格的普遍上涨等等。
　　所有这一切，导致的是当下中国民营中小企业普遍的经营困境。温州官方的多项调查显示，2011年前三个月，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主要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亏损面占1/4多。有些企业的利润，更是在短短几个月内骤降90%！
　　成本高企使得企业主们不得不以停工来“止血”，“现在企业的困难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2008年是没有订单，没有还可以去找；现在是有订单也不敢接，越大宗越不敢接，越接亏得越多。”温州一位企业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该报指出，以温州为例，虽然目前尚未出现大面积的企业倒闭潮，但广大企业生存状况正陷入多年来的最低谷。
　　任何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明白，上述状况长此以往，将酿成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甚至构成对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问题是，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以为，因应当前民营中小企业面对的严峻形势，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估。其次，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正确地分清楚其中的阶段性因素和系统性因素。阶段性的因素(如通货膨胀造成的成本上涨)可以用具有针对性的具体办法(如临时性的减税、甚至补贴)来缓解；而系统性的问题则需要根本的制度改革来解决。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当前更加令人担心的另一种新动向是：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民营中小企业的暂时困局而试图对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调整去年下半年以来逐渐收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他们看来，为了缓解中小企业的危机，保证经济增长，从而降低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风险，必须重新拾起过去那套屡试不爽的宽松的经济政策。
　　我不想用一种阴谋论的逻辑来揣度这些呼吁背后蕴涵的真实动机，我只想指出，他们也许的确出于挽救民营企业的好心，但他们的药方实在是太天真了！
　　在中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再上演的真实情况是：每当遇到经济上的危机，首先遭殃的必然是民营企业，而每当以这样的借口实施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刺激，首先被养得更肥的却一定是从来就不缺钱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行政垄断企业。
　　我想请这些好心人动脑子想一想，假使再搞一个“4万亿”，其中又会有民营企业什么份？客观地说，那样的话，它们的市场销售也许会有很大的改善(事实上它们现在缺的并不是市场)，但它们照样贷不到款！只是，上一个“4万亿”产生的副作用却是货真价实的。说到底，要不是它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何至于会遭遇眼前这场危机？因此，通过宽松的财经政策来给民营企业解危，就好比借给富人一笔钱，本息却都要让穷人来还，而且这么做的目的据说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
　　多年来，政府鼓励和促进民营企业的意见条文出了一个又一个，最近一次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出台也已一年有余，但民营企业的现实处境却反而越来越糟糕。就拿这些文件中规定的中小企优惠政策来说，《21世纪经济报道》6月10日的调查显示：这些优惠几乎都耗费在了办理成本中。如果再加上那些无所不在的灰色的隐性成本，就更加得不偿失。所以眼下许多关心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人士的共识是：那些鼓励政策，多一个不如有效落实一个。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现在需要的是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要挽救岌岌可危的民营中小企业，真正需要做的是改革中国的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以及为国有经济服务的扭曲的金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