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就宣布货币政策进入紧缩周期。但时至今日，货币投放量依然处于高位，货币超发格局未实际扭转。
昨天（6月13日）发布的5月金融数据显示，新增贷款仍旧维持了5516亿的海量（详见B44版）。虽较此前动辄1万亿的规模已回落不少，部分分析师、开发商甚至认为这一数据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但若和金融危机之前1500亿到3000亿的月度信贷数据相比，这一规模依然偏大，货币环境距离“事实上”的紧缩甚远。
如此一来，前5个月的信贷增量已高达3.63万亿元，上半年新增贷款超过4万亿成为定局，年初预期的全年7.5万亿目标有可能再度被打破。那么，2009年到2011年这三年，我国新增信贷就将达到惊人的25万亿以上，这是金融危机前至少8年时间方能实现的规模。
而新增贷款又是形成基础货币M2的重要来源。最新的M2数据已达76万亿。虽然增速已连续第三个月控制在16%内，但这一增速依然不低。危机之后中国的基础货币已翻了一倍以上，如果未来五年基础货币不能回归到低速增长，纵使按照16%的目标值计算，到“十二五”末期中国的货币投放量也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再翻一番。未来应让这一速度逐步回到10%附近。
长期宽松的货币环境，是造成今日通胀和资产泡沫的总根源。实际上，2006年中国就已进入通胀时代，只不过随着能源价格低迷和对实体经济复苏的担忧，2009年出现了短暂的通缩。而之后的货币投放增加一倍，随着货币主要走向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好日子也就到了头，恶性通胀和超级泡沫不断威胁着经济的稳定增长。这是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酿下的苦酒。
由此，要想从根子上完全解决通胀和泡沫问题，就必须实行真正的紧缩货币政策，将基础货币增速逐步控制在10%以内，同时容忍GDP增速的放缓，彻底摈弃货币吗啡式的经济刺激发展路径，将更多的政策力量放在引导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上。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除了纠正过往货币政策失当，让货币环境回归正常化，同时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瓶颈，亦是货币刺激必须淡化的重要推动因素。
过去十年的两位数GDP增速，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问题恶化，经济增速显著放缓将是很自然的结果。
由此，实体经济的真实货币需求就会下降，如果货币宽松环境不结束，那么过量的流动性就只能游离于资产市场，继而不断推高通胀。近两年各种产品价格迭创新高，已从一定程度反映出货币严重超发，远离了实体经济的需求，加上这些货币未能实现优化配置，大量流向了公共部门，民营企业融资艰难，让货币错配问题显得尤为严重。
这两年，通胀之战一直未见阶段性胜利，虽然央行不断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发改委常约谈商家不要涨价，但是效果一直不好。眼下，随着经济放缓迹象出现，中国经济重回保增长的舆论已增多。货币政策如果在下半年上演一次“旱涝急转”，那虚假繁荣就会很快出现，但随之而来的一定是更离谱的物价攀升和房价泡沫，这种虚假繁荣所能维持的时间只会越来越短。
所以，中国货币政策的核心，已不再是启动“印钞机”继续扩张基础货币的规模，更不是认真贯彻货币刺激经济的固有模式，最根本的应该是将现有的货币流动性，合理地分配到真正需要资金的经济主体当中。假如忽视民营企业资金紧张、却让国企和地方政府挥霍，最终带来的只能是经济效率低下，酝酿实业危机。
现在看来，76万亿的“钱”已放出，通胀已不可避免，为了不至于让通胀老虎完全脱缰，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要把利息和通胀调到较为平衡的地步，让老百姓觉得把钱放在银行放心，才有稳定的基础。
好在现在经济形势还未明显恶化，正是大改革的良机。GDP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快速跃升，其重要法宝是不断地改革。之前国企打破铁饭碗，加入WTO，银行业改革等都是经济繁荣的制度保证，现在相关的制度红利已快耗尽，要想前进恐怕需要继续制度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