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计划，今年１０００万套保障性住房必须在１０月底前全部开工，但数据显示，保障房整体开工率不到三成。对此，住建部部长姜伟新要求，各地必须在１１月末以前全面开工。这意味着，“死限”被推迟一个月。
　　事实上，类似情况在国务院出台“新八条”之后也同样出现过。“国八条”要求一季度底公布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而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未按期公布；要求各地制定“国八条”实施细则，但是许多地方都没有如期出台；限购令在中央三令五申下，一些地方政府要么变通得走了样，要么出台不久就以调整为名大大弱化了。
　　不可否认，自国务院要求地方政府在调控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以来，地方政府对于建设保障房的积极性比较高。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深入，当前的政策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尤其是在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房地产税收、土地房地产政绩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一旦其土地财政受到严重威胁，那么地方政府首先跳起来反对。比如：拿经济增速放缓说事，认为是楼市调控拉了经济增长的后腿，为此要求中央放松调控，自己也消极对待调控。这是影响未来楼市调控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更引人注意的是，由于房地产价格泡沫，房地产消费的增长已抑制了内需的全面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２００９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７１％用于各种消费，考虑到收入可能被低估，假设城镇居民５０％的可支配收入是可用于购房的净储蓄收入，按３０％首付，２０年平均利率７％的贷款计算，购房成本与利息支出，相当于城镇居民５３年的净储蓄收入。显然，高房价将迫使居民长期压制各种消费支出，储备购房款和偿还房贷。这不仅造就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还导致了我国整个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
　　毫无疑问，房地产调控已经处于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继续积极推进政策的落实才能最终实现调控的基本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将有利于整个经济结构转型。诚如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所指出，应充分注意到宏观调控并没有让消费热点消失，而是让消费热点科学转移。比如公租房、廉租房搞起来以后，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有了保障，家庭增加的收入就会主要用于消费，而投机的人买房，只会将房子闲置再伺机出售，不会引致其他方面的消费，并不能真正拉动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