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事故引发水污染，治污投入会有多大？近日召开的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题会议上，给出了一个具体数字：2005年11月，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污染物流入第二松花江，造成重大水污染事件。5年来，国家为此累计投入治污资金78.4亿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吉林石化公司仅被环保部门罚款100万，并向吉林“捐赠”500万。
　　这是个落差巨大的不等式：一则，企业造成污染，却由国家埋单；二则，污染事故的善后，不但要处置污染河流、土壤，还需安置流域内企业、居民，成本巨大，国家投资有限，难以确保有效应对；三则，违法成本较低，不能成为镜鉴，应提高企业环保意识。
　　实际上，类似的“刺眼”事件还有不少：2004年四川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直接损失3亿元，而肇事单位仅被罚100万元。去年紫金矿业污水渗漏，被判处罚金3000万元，虽创下纪录，但相比其造成的生态灾难，仍可谓九牛一毛。
　　这些事件，暴露出目前我国在环境污染事故防治、处置、善后中的法律短板和司法困境。
　　现有环保法律、法规偏软，弹性较大，对违法企业处罚额度过低，难以起到应有效果。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之前，其实施细则规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罚款，“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元”。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虽规定“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30%计算罚款”，但“直接损失”的计算，同样有很大空间。
　　今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其中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出重大修订，降低了入罪“门槛”，扩大了刑事追究范围，加重刑事处罚力度。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能否像新修订的“危险驾驶罪”一样成为遏制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宝，同样需要面对理顺复杂的利益关系、监督和执法偏软的考验。
　　在一些国家，重大污染事故的赔偿，大多是天文数字。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后，肇事的英国石油公司除了被处以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外，还被要求出资200亿美元建立赔偿基金。2007年，美国“特富龙”案中，杜邦公司被要求向当地民众提供高达3.43亿美元的经济赔偿。
　　不仅是违法成本过低，企业造成污染后环境损害修复、政府的环境监管责任、公民的环保义务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与时俱进地进一步明确和保障。《环境保护法》从1989年5月开始实施，至今已经22年，不少条款需要完善。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让它成为能统领各个环境法的基本法，还需相关部门和立法机构的努力。
　　企业为自己的行为埋单，于理于法都是无法推脱的义务，更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无论如何，污染事故发生后企业的“善后”，不仅应是“自律”，更应是来自政府监管、法律法规的“他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