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香港立法会通过有关退税及增加各项免税额的税务修订条例草案。据此草案，香港纳税人将获退75%的薪俸税，以6000元(港币，下同)为上限。香港政府有关官员表示，香港政府的财政状况连年表现较好，因此政府需要还富于民。这项减税方案将惠及150万名纳税人，而香港政府税收则减少约53亿元。
　　更具体而言，香港政府放宽了个人所得税免税额的扣除标准。原来纳税人就其所抚养子女的免税额是每人5万元，新财政年度的免税额增至每人6万元。而就其所供养老人的免税额从原来的每人3万元升至3.6万元。大多数在职人士都可以享受到政府的退税。
　　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减免在美国做得很有声色。里根总统时代，减税成了美国财政史上重要的事件。减税给整个198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注入强劲的动力。过去十年，小布什总统曾出台两次重大减税法令。对小布什的减税政策，美国社会有一些负面评价，不过总的来说普通民众认为减税刺激了经济增长，也给百姓带来实际好处。美国政府的减税影响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财税实践，香港也是学美国这一套制度进行减税的。
　　减税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刺激经济。政府将部分税收返还给民众，民众扩大相应的消费，从长远来看，政府可以得到更多的税收。减税刺激经济的良性循环一旦形成，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因此增加，而不是减少。
　　减税还有更现实的考虑。只要通过立法机关的确认，总的税收原则在一个国家或地区通常比较稳定。香港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调整过。而相对灵活的减税就可以弥补现行税收制度的缺陷。减税可通过调整免税额来达到改善政府和民众关系的目的。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民众有要求还富于民的呼声；另一方面，民众的生活成本上升，政府给予适当的补助也是好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因减税有多重正面效应，因此在香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内地和香港的税收制度是不一样的。在内地财政收入出现惊人增长的十年间，民众要求政府减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因此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成为争议的焦点之一。即使内地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至3000元，许多民众也不买账。而另一方面，许多政府的专家则认为政府已经做出很大的让步和牺牲。
　　这个争论背后事实上反映着政府与市场之间界线划分的深层次问题。有一部分人认为，政府收取的税越多，民生的改善和贫富差距的收缩就越有希望，因此政府应该越富越好，起征点可以定得低一些。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政府手中的财富的总量要适中，应让民众拥有更多的财富，因此各种税收的减免才能达至政府和民众双赢的局面。
　　香港的经验对内地的启发有限，不过，香港减税却体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香港政府深知，更多的财政收入并不会导致社会福利的相应提高，不如通过各种方法（如减税、派钱）还富于民。减税确认了民众拥有对其财富终极的支配权限，同时退税的扶贫效应（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都最多只能退税6000元）也会悄然提高分配的公平性。
　　许多专家认为中国整体税负不高，但许多扎实的经验研究表明，中国的税负程度事实上与现有经济发展阶段不符，也与政府财政收入的水平不符。更有财税专家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早已超过经济发展阶段相类似的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应该考虑各种减轻税负的方案。
　　比较现实的做法就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让大部分工薪阶层得到更多的可支配财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国可能需要考虑废除现有个人所得税制度。个人所得税累进制度是从一些发达国家照搬而来。不过这套看似完美的制度却遭遇到现实难题，高收入者可以用各种方法来逃税，而低收入事实上承担最沉重的税负，因此这套税收制度现实中没有起到重要的再分配功能。
　　香港等地采取的单一税或者类似的制度也许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单一税实施之后，内地可以考虑各种减税办法。在国家财政收入盈余的年份，减税具有很多正面效应。最后要说，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税收制度，理顺政府和市场、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