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有两个“海龟”，回国后对本国社会生活的适应性差了，出于对腐败的不满和“抑制国内腐败”的考虑，他们创办了一个叫 “我行贿了”的网站，专门搜集各种行贿故事，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留言，跟网友分享行贿经验，比如为什么要行贿、具体金额、结果怎样等。这家网站在印度蹿红了。
　　蹿红不是没有理由，目前约有1万多腐败案例记录在该网站中，涉及印度全国19个部门，347个城市。网站的回帖和留言有10多万条。更重要的是，“达到了警醒政府的目的”。印度交通部长甚至表示：“我想利用这个网站来清洗我的部门。”这不是说着玩的，已经有20名官员受到警告处分，该部门的腐败投诉减少了很多。
　　看来“网络反腐”有较强的普适性，或许也各有特色国情。印度式的网络反腐，叫唤“我行贿了”，就有效。
　　在中国，可以确证栽倒在网络上的贪腐官员，其实屈指可数。然而，仅从恶官“落网数”看网络反腐的意义与价值，是不客观的。网络反腐的特点之一即“雷声大”——对官员来说，一挂上就名满天下，因而特别吓人；对网民来讲，于虚拟空间、千里之外射恶官落马，因而特别鼓舞人心。所以说，网络反腐之于中国，其可见实效不多，而“无形资产”之丰厚却难以估价。
　　以公开“我行贿了”的方式反腐或控诉，中国网民亦可一试，但我预计蹿红不了。主要原因在于：虽然理性判断中的行贿行为是被迫的，也是大恶的，但我们社会中的行贿却是心甘情愿、积极争取的，我们是热情行贿，甚至是狂热行贿。行贿领域的竞争异常惨烈，大家怕的是“烧香找不到庙门”。
　　我过去总结过：在某种程度上，小贿小发展，大贿大发展，不贿不发展。经济与社会权利、利益的竞争规则，是官员决断，人家受贿就是给机会，给面子或默默认可、伺机支持，起码是不挺身而出坏行贿者的好事。
　　行贿有人接受，有权力、权贵做靠山，几乎等于事业成功、人生命运转折，等于有钱有势，这实际上也被世俗大众所羡慕。可以说，不少中国人之人生追求的“初级阶段”，就是争取行贿。换成难听一点的话，争取犯下行贿、受贿罪，就是他们的“事业定位”与“人生追求”。
　　官方鼓励说出“我受贿了”，并设立有退贿账号；国民揭发“他受贿了”，全部希望寄予上级权力查处。若是喊出“我受贿了”，一般那是打算“同归于尽”的决然之举，这还不一定给“对手”造成实际伤害，白白搭上自家性命的可能性却不小。
　　与印度乃至各国对比，我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不低。以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为例。安徽巢湖前市委书记周光全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刑，当地的全国人大代表何帮喜和徐顶峰涉嫌分别向周行贿，此事写入周案判决书。但是今年两会上，何、徐的名字仍出现在安徽代表团名单内，即便媒体质疑、网民哗然，还是无可奈何。
　　“我行贿了”在印度有效，是因为有很多官员意识到，“如果再行贿，那就不仅仅是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事情了，这种丑事会走出办公室，甚至传遍全世界”。如果像巢湖行贿事件一样，丑闻“传遍世界”和写入判决书，有关方面还听之任之，也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看着“我行贿了”上的反腐留言，我们可能会发笑或纳闷，不仅贿款额显示穷酸无比，行贿对象的身份也莫名其妙。印度人维修水管要行贿，这纯属市场机制问题，竞争到位，给劳动付出市场价即可解决，在我们这里，这是给民工挣钱机会呢。印度医生会额外索要3000-5000卢比，我们这里交过天价医疗费的人还得拿几千元人民币的红包给医生呢。索贿，太低级、太失败了，我们这里一些基层的行贿，有时候需要千方百计、排队加塞呢！
　　美国反腐专家瑞吉说，印度的腐败，好的一面在于它是金字塔形的，即主要由最基层的大量小额钱款往来构成，但更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不（太）愿意收受贿赂。我看，这种腐败的“群众基础”虽好，但实际上不足为虑。怕的是我们这里“倒金字塔”形的腐败——越往上捞钱越多，反腐败成功的希望就越加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