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班牙《世界报》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是结婚要以拥有住房为前提，然而房子太贵的现实迫使很多人大幅度削减开支、控制消费以增加存款。这种节制消费的行为导致全球经济总需求不振，抑制了全球经济。
　　这一推理，从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毕竟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国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不仅对本国经济造成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会传导到外部，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初一看，任何人都难以拒绝这篇文章的结论，但在仔细分析相关数据之后，却发现这篇文章更像一篇大而无当的“小说家言”。
　　中国人的储蓄率之高是毋庸讳言的。2003年到2009年，中国的整体储蓄率最低也有38.6%，最高则达到了52%，初一看确实十分吓人，与美国社会为负数的净储蓄率相比，更是让人觉得有些恐怖。
　　但是，简单地将储蓄率数据进行对比很容易忽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投资率也高得吓人。2003年到2009年，投资率最低的年份也有36.5%，最高的年份高达47.7%。从全球范围来看，储蓄永远与投资相等，储蓄大于投资的经济体产生顺差，相应进行储蓄输出，储蓄小于投资的经济体则产生逆差，对应着资本净流入。中国人的储蓄率虽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与此同时，国内的投资率也相当高，绝大部分储蓄消耗于国内的投资之中。储蓄减去投资后的余额，即净储蓄率2003年到2009年之间最高值为GDP的8.8%，最低值仅为2.2%。这似乎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但考虑到中国GDP占全球GDP比重只不过8%左右，其产生的后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从绝对数上看，中国每年的净储蓄只不过2000亿-3000亿美元。2009年美国一国的GDP总量就达到14.3万亿美元，其中消费总量高达10.7万亿美元，2000亿-3000亿美元的净储蓄与十万亿级的消费总量相比，实在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顺便提一句，割裂地看待储蓄和投资，是经济分析中经常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有时人们只看到储蓄过高的一面，有时又只看到投资过高的一面。比如2004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以中国投资率太高而断言经济危机即将发生，其理由就是当时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大大超过了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东南亚各国的水平。然而持此观点的人，忽视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存在一项根本不同：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而东南亚诸国（还有危机屡发的拉美诸国）国内储蓄明显不足，高投资主要靠外资流入，而外资流入的方式又往往采取证券、借贷等短期资本的形式，故而形势一逆转，汇率急转之下，原来支持高投资的外部资金一撤离，投资便支撑不住了。相反，中国是发展中经济体中不多的资本过剩国，国内高投资以高储蓄来支撑有余，何以能仅凭投资率超过东南亚这一点就断言中国即将发生危机呢？
　　言归正传。笔者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症结并不在于中国某一年度净储蓄率过高，而在于这种储蓄的持续时间过长，也在于中国的储蓄吸纳过于集中于美国。从动态角度看，正是由于中国的净储蓄和美国负净储蓄同时持续地积累，才使用全球失衡成为一个各方高度关切的问题。所以说，制定一个贸易顺差（比如4%）的目标，对于中国来说是可取的。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年度的净储蓄或负储蓄都不可怕，只有长时间单向地维持净储蓄或负净储蓄才值得重视。
　　即便我们认为中国的净储蓄是一个问题，《世界报》的文章在寻找中国高储蓄的原因时仍然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事实上，中国持续产生净储蓄与青年人为买房而省吃俭用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就实质原因而言，导致今天中国人的高储蓄率的原因可能主要是人口结构和社会保障不足。中国人口结构相对许多发达经济体更为年轻，中国正在享受着人口红利，正是这种人口红利导致了中国的高储蓄率（人口红利经济被媒体单纯地解读为劳动力充分供给和低工资这两项，却忽视了人口红利概念中另一个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含义，即人口结构优势导致的低抚养比率和高储蓄率）。
　　根据生命周期假设，一个人一生中不同阶段会出现正储蓄（工作阶段）或负储蓄（幼年、求学和退休之后），但在整个生命期限内，收入和消费必相等，总储蓄为零。这样，一个低抚养比率的国家，其储蓄率必定要高于高抚养比率的国家。因为计划生育导致抚养晚辈人口少而独生子女又尚未普遍进入抚养长辈的阶段，中国目前处于低抚养比率阶段，这是中国人储蓄率高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保障不足、安全感缺乏是高储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遗产动机又放大了这一因素的影响。生命周期假设有一个前提是没有遗产动机，这一假设很可能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在中国，父母往往有给子女留下遗产的强烈动机。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个人很难精确地做到终生的收入与消费完全一致，产生遗产的可能性更大。这样，储蓄率就更高了。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为了买房而进行的节俭都不构成高储蓄的原因。一个人为了买房会进行若干年的高比例储蓄，但这种潜在需求当期就造成了住房投资的兴旺，所以，其储蓄可视为当期转化为投资，这里面不会产生什么净储蓄，自然也就不会抑制全球经济了。一旦买房之后，他的消费更是急剧上升，因为房价越高，虚拟租金相应也会更高，消费占比也就越高。中国住房消费数据准确度太低（未包括虚拟租金）很可能导致了中国宏观统计中的消费比重大幅度地低估了。另外，由于数据的不完整，有多少人正在为买房储蓄，又有多少人正在进行住房消费也不得而知，不过单凭观察，后者占到大多数。
　　如果说中国人的储蓄抑制了全球消费和全球经济存在一定的夸张成分，那么，将高储蓄归因于“要结婚先买房”的中国式习俗就完全没有依据，它更像是天马行空的娱乐新闻。这种新闻的产生，背后可能更多地反映出中国在经济体量日益扩张、房价泡沫离奇膨胀之后，外部世界对之产生的好奇、期待和焦虑的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