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监测数据显示，当地典当行的月利从去年的2.2分涨到目前的3分，甚至有的短期月息已达到4分、6分。截至3月末，监测的企业财务费用增幅高达20%左右，支出增加相当于同期利润总额的6%左右。
温州向来有民间资本“风向标”之称，数据清楚显示当前面临“钱荒”困境。与温州数据相对应，监管部门4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珠三角企业平均银行贷款成本在年息8%至9%，但民间拆借成本已经到了年息30%，远远高出很多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一个直观的理解就是，当前政策紧缩过度了，再不放松就要迎来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潮，经济前景堪忧，因此，必须要放松银根。然而，笔者以为，这个直观的看法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货币政策是否紧缩过度，二是再度放松是否就能缓解“钱荒”难题。
先来看货币政策是否紧缩过度的问题。首先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来看，M1、M2同比增速下滑明显，很容易得出紧缩过度的结论，但从历史上看，除了1992至1994年和2009至2010年两个货币供应增速的“尖峰时刻”之外，当前的同比增速并未显示出紧缩过度的迹象。其次从对冲外汇占款的角度看，2010年2月12日，央行正式开始了危机后上调存款准备率的进程，至今已经上调10次，累计提高了5个百分点，大型金融机构也执行史无前例的20.5%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经过10次提高存准率，冻结资金总计约3万亿元。同期，货币当局的外汇资产从17.94万亿元增长到22.05万亿元，快速增长了4.1万亿元。如果把基础货币视为一个池子，外汇占款是主要注水口，存准率是主要的出水口，可以看出，出水口的流量还要小于注水口。再次从货币市场利率来看，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作为市场资金价格的代表，1周利率水平在4月初仍处于历史平均水平较低的位置，似乎并没有“钱荒”的任何征兆。
再度放松货币政策能不能解决“钱荒”难题？历史地看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发现答案是否定的。自从2006年之后，货币政策经历了一个大的轮回，实体经济也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新增信贷9.5万亿，2010年新增信贷7.9万亿，资金异常充裕，但个体经济部门投资的增速在2009年6月份之后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2010年7月至今连续负增长。这足以说明，个体部门“钱荒”的主导原因并不是宏观层面流动性是否紧缺的总量问题，而是流动性在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的分配问题——中国存在体制内金融与体制外金融两个分裂的市场。体制内的金融抑制恶化了分裂状况，体制外金融则面临极度资金匮乏的长期问题，显示出来就是极低的基准利率和民间的高利率并行。
利率低于市场利率，意味着信贷资金的需求会大于信贷资金供给，这时候获取贷款就像是得到一笔补贴，获得贷款就不完全是市场行为了，首先获得贷款的当然是大中型企业及与政府关联紧密的融资平台。如果贷款投向最终无法产生还贷能力，形成不良资产，而不良资产又会在事后直接加以剥离，借贷双方当事人均无需为当时错误的借贷行为承担责任，那么信贷资源配置的扭曲就是不可阻止的。
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国有企业整体融资成本（贷款利率）比民营企业要低225个基点，在财务成本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且这一优势并不是因为国有企业资金利用效率或者盈利水平明显高于民企所致，主要取决于国有企业背后政府信用的支撑。民间渠道的高利率使得实业对于小企业家而言已经丧失了吸引力，资金从实业抽身而出进入虚拟经济，炒房、炒私募，不一而足。如果利率可以充分反映资金成本，同时，消除不良贷款将由中央政府最终承担的不良预期，那么在项目上马之前就会得到细致甄别，就能更有利于资金流向最具有生产力的部门和行业。
用比较的眼光，从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来看，作为受抑制的金融系统的伴生产品，“钱荒”无一例外地成为经济转型的绊脚石。对于在位利益集团而言，扼杀潜在竞争的最有效办法是计划经济、行政指令和配额供给。而充分的竞争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经济保持活力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在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呈现潮涨潮落的同时，美国经济之所以始终维持旺盛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与其较高的金融发展程度密不可分。美国成立小企业管理局，并于1977年开始进行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实验的SBIR，对小企业投资创新研究计划进行各项资助；1982年又通过了《小企业创新发展法》，明确规定每年研究与发展经费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联邦机构必须拨出其R&D经费的1.25%，用于支持小企业技术创新和开发活动，对广大企业进行金融支持。
“钱荒”是长期制度性障碍形成的问题，在没有提高金融发展水平的情形下，再度放松货币政策只能使“钱荒”困境不断螺旋式上升。要提升金融发展水平，一是放松管制，鼓励银行业务创新，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摆脱对于典当铺式信贷行为的依赖。二是规范而不是取缔民间金融，有效拓宽社会融资渠道。三是降低金融行业的进入门槛，发展互助金融、行业金融等新型金融服务机构，促进金融机构的良性竞争。四是积极运用财税手段，切实减轻中小企业部门的税收负担。五是加强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提升投资者保护力度。多管齐下，形成一个开放的、竞争性的、市场化的融资体系，降低融资在所有制、规模等诸方面的差别和歧视程度，用金融发展来促进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提升整体经济竞争力。